此外，更于四月七日，针对着我们在检举认罪过程中的错误和偏差，做了进一步的教育和纠正。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了因人而异的“耳提面命”。都是不嫌费事地做了耐心的说服动员，处处做了对症下药的教育。就连对于极少数的个别分子，也仍然是抱定了对事不对人、说服教育的态度来打通他们的思想，处处显示了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伟大精神。因此，在这整个检举认罪的时期中，并没有一次感到过被审讯人和检察工作者之间的感情对立，双方始终是在宽严相济的伟大政策下，也就如同是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双方关系下那样，度过了这段极度紧张的检举认罪时期。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思想感情以及互相间的关系，差不多和师生一样。政府方面处处没有忘掉教育我启发我并动员我，所以我在当时，是在欲罢不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被引到正路上来的。
例如，我曾听到有一位工作人员对我们这样讲：
“现在就等于你们在作战，必须拿出积极负责的实际行动来，才能争取到做个起码中国人的资格！”
还有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这就是你们靠近人民这一边来的唯一机会，所以只有看你们如何努力争取了！”
不但是经常地这样启发、教育和鼓励我们，并且还经常地纠正我们的缺点，批评我们的错误认识，并且还在那种日夜繁忙工作中，特意召集我们全体犯人来开大会，对于表现积极的人做了鼓励和赞许，对于顽固不化的人做了严肃的教育。使大家都能在这种事实的感召下，越发清楚认识到，究竟应该走哪条道路才是正理。因此大家都在这种推动下，越发认识了政府说到哪里做到哪里的真正大公无私政策，普遍地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总的说来，固是如此，可是在当时，我的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的，究竟是经过了怎样复杂曲折的思想斗争过程才完成了这一检举认罪的任务？
那就是在乍一开始检举认罪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这群汉奸中最大的一个，拿犯罪程度来说，确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即使其他的人能够从轻论罪，而我则是万万不可能的。固然在认罪期间内，我曾听到一位首长对我阐明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在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的伟大群众运动中，我也看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实际事例，因而也看到了出现在眼前的一线光明。但是在当时最使我感到苦恼的，则是有些事情我知道得太不具体，还有些事情则根本不能把它完全想出来，因此就使我在内心里结成了一个疙瘩。认为自己的罪恶又大，自己对于在敌伪时期的罪行又谈不出具体的东西来，这不是明明在眼前摆有一条“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而我也是满心里想去走，可是在事实上是无法走到的吗？这就使我顾虑横生、情绪不宁起来。
从这里还可以充分看出：
各位首长既经常对我讲要靠拢人民；我在口头上也经常这样地说着，可是我却又生出种种的顾虑来。这不是我仍然未能明确了解政府的实事求是政策是什么？不是还未能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的真义是什么？
关于坦白交代也是如此，尽管我也做了坦白，但是因为怕的关系，也有把其中的真相加以歪曲以图减轻自己罪责的不正企图，甚至还有没有交代的事，这就是我对于在一九四五年苏联军进兵解放东北的当时，明明是我自动地鼓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等抵抗苏联，却把它说成是吉冈安直叫我这样做的来做歪曲，一直到了一九五六年，我才进行坦白，清楚交代了此事。再从这件事来看，我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待自己过去罪恶的吗？不是的，仍是在自欺欺人的小范围内打着圈子。在检举认罪时，各位首长以及管理所的所长，却都是耐心地启发我、激励我和安慰我，所以我才在这种思想斗争中，逐渐认识了认罪检举的意义，逐渐安稳了动**不宁的情绪。
到了一九五四年年末，检举认罪运动基本上完了以后，有一天所长曾问我，在认罪之后，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