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谈之中，善耆发现川岛浪速竟然与自己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一致。川岛浪速对善耆说：“如今世上对清王朝统治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白人帝国主义诸国。我们大东亚地区应联合起来。”川岛浪速的话说到了善耆的心坎里，善耆答道：“如欲挽回如此滔滔大波之颓势固非易事，若非中日两国提携，终难达亚洲复兴之目的。中日两国，若能长短相补，则东方出现一大富强之亚洲，抵御白色势力绰绰有余。”
此时，在善耆的意识中，错误地认为日本是大清朝战胜西方列强的亚洲盟友，若能与日本联手，方可保大清基业。善耆这么想并非没有原因。
清朝在那个时候孤立无援，甲午战败后，国人纷纷向日本取经维新变法，此时的日本采取了拉拢维新人士的政策，给予大力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失败之后，也是流亡日本，由日本提供庇护的。支持维新的善耆，也对日本充满了好感。
在善耆的助推下，清政府赐川岛浪速四品顶戴，并任命川岛浪速为警务学堂监督一职，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全权办理包括毕业生分配定级、任职后考绩升迁等一切事务，并效法日本设立新的警察制度。这一职务，让川岛浪速在中国拥有了政治势力。善耆从不徇私枉法，他是看到了川岛浪速的才能，才举荐他当警务学堂监督的，而川岛浪速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在二人共同治理下，京师的治安得到大大改善。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路口也被设置了木制的“巡警阁子”。
经过几年公事上的合作，川岛浪速成了善耆府上的常客。川岛浪速经常给善耆传递一些有关八国联军的情报，这些情报都相当准确。在善耆面前川岛浪速表现得正直、忠诚、可靠，凡是善耆请川岛浪速办的事情，他都尽力照办。
川岛浪速很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帮助自己升迁。他出生在日本一个穷武士家庭，十分贫寒，连饭都吃不饱，但川岛浪速很快便借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川岛浪速少年时期的教育中，日本帝国朝野上下都在鼓励拓展疆土，这种意识根植在川岛浪速的脑海中。
15岁那年，他考上了东京外语学校，选学汉语。毕业之后，他想到中国来，可他穷得连一张船票都买不起，在日军参谋部工作的同乡福岛安正资助了他，并将他介绍到上海从事间谍工作。到了上海之后，川岛浪速进入“广业洋行”，这是日本军部谍报机关开设的秘密据点，在这里川岛浪速学着成为一名谍报人员。为了快速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29岁那年，川岛浪速娶了比自己大四岁的松岗福子。松岗福子的哥哥松岗洋右是九州巨富，日后更成了满铁株式会社的总裁。
努力不如借力，这句话用在川岛浪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这场婚姻让川岛浪速收获了巨大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他不再是那个为一张船票而发愁的穷酸小伙了，他不但可以享受有钱人的生活，更可以在日本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接触社会高层，并跻身其中。
善耆对于川岛浪速来说，也是极好的过桥梯。川岛浪速多次表示，愿意代善耆与日本政府和军界联络，争取日本对大清的支持。两人在“满洲”问题上是一拍即合，几乎天天坐在一起饮酒高论，畅谈东亚大势。
与川岛浪速交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此时的善耆正在部署着一个惊天计划：慈禧死后，他要拥立光绪帝上台。为此，他利用职务之便专门成立了一支消防队，练习爬墙上房，而且按军队的模式装备新式洋枪，每天按时出操。他计划着，慈禧已到风烛残年，一旦慈禧寿终正寝，立即以救火为名前往瀛台救出光绪帝。
等到光绪帝重掌大权，他就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进行变法维新。为了搭上日本这条线，善耆甚至提出与川岛浪速结拜。1907年冬季的一个早晨，善耆来到川岛浪速位于东单三条胡同的府邸，见到肃王爷亲自登门，川岛浪速热情地把善耆请进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