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一系列的活生生现实，明明白白摆在我的面前，尽管那些位公安人员的态度作风都是那样温和和亲切，可是做贼心虚的我，依然是把疑团和鬼胎装满了一肚子。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这条命就如同风中残烛一般，真是余光已经无几，于是越这样想，心里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觉得心里越发窄了起来。可是载着我们的这列火车，却是无情地不停蓦进着，让人觉得它好像是故意和我为难似的越发加快了速力，就仿佛是非要尽快些把我带往死路不可一般。等到过了哈尔滨之后，这节车厢便又挂到一列快车的后面，小站也不停了，一直向南，向南朝着长春急进着。
我这时越发沉不住气了，真像快要溺死的人，见一根草茎也要抓一把一样，于是便对于坐在我身旁的公安干部大谈其佛学，并驴唇不对马嘴地表示了一些追随日寇乃是自己的不得已的所谓“苦衷”。最无耻的就是我更把我在过去如何捐助罹灾人民的种种陈谷子烂芝麻也都倾了出来，为的是借着它来达到急来抱佛脚的目的。越发接近了长春，我越便由长春这两个字，联想到过去的所谓“新京”，由“新京”又联想到过去的一切一切。于是便由神经极度紧张变成了疑心，变成了兴奋甚至形成幻听和幻觉。觉得周围的空气也都不对头了。例如，看到有些公安人员彼此在小声谈话，便认为这是在谈论自己，看到某些公安战士持枪坐在车中，便又认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在车中对我下手。就是这种春蚕自缚的自我折磨使我差不多成了疯子。当火车在长春停车时，因为听到了唱歌的声音，便认为这是人民在庆祝抓到了汉奸而在高兴歌唱，于是我的神经过敏便达到了顶点。
当入夜睡觉时，由于疑虑的纷扰，形成了幻听错觉的状态，觉得在朦胧睡梦之中，听到有人在讲要对我进行处置；后来又仿佛听得像是有人在骂斯大林大元帅该死，我于是就想：
“骂斯大林岂不等于自求速死！”疯子般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谁在骂斯大林大元帅，我要和他决斗！”
因为无人“应战”，又在公安人员的安慰下躺下合上了眼，但是，仍然觉得自己所表示的进步程度不够，便又做出向公安人员“买好”的态度来，根据自己适才的“幻听”，将对苏联没有理解的人，作为“告密”的材料向公安人员讲了，目的不用问，是要表示自己的“进步”，尽管做了如是的丑表功，做了如是的“进步”表示，但仍然认为自己的这条命不见得，不是不见得，而是绝对脱不了危险，便如醉如痴地又做了一连串的丑态，最后在公安人员的安抚下，才抱着闭目等死的心情睡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从昏梦中醒来时，自己还惊讶自己没在昨夜被杀死，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又活到了今天哩。
也许是由于所谓“良心”的谴责，也许是由于神智的昏迷，曾向同犯某大磕其头，又对同犯某连说对不起你，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就是对于在昨夜由于幻听而成为我告密材料的受害者来做热烈的忏悔；同时又因为看到了一辆公安部队的汽车停在附近，竟认为这就是一辆设有绞架的专用汽车，于是就荒谬地认为：由于我的告密，他们也定将不免，所以才特意向他们叩头企图“解冤”的。
据我弟弟事后对我讲：说在我当时在怕极成疯时，我右颊上的肉和筋都在猛烈抽搐着。并说我曾肆无忌惮地在车厢中来回乱踱，并且在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叨念着一些什么，致使他和其他的同犯每当我走到他们身旁时，都低下了头不敢看我……足见我由于怕死而做出的种种丑态是怎样大有可观的了！
当火车由长春开到沈阳时，我的丑态一直没有演完。例如，看见有公安部队在车外排队走过去，便以为这就是准备押犯人赴刑场执行死刑的武装部队，看到车站上乘客们跑着换车，便又认为这是争赴刑场去看枪毙汉奸的……诸如此类，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