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了一些话便走了。这是我回到祖国大地上，第一次和祖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见面，这种和蔼的态度，这种亲切的谈话，简直弄得我又惊又喜！
过了些时候，我们这批汉奸，便一个一个地被叫下车来点了名。这时便有许多苏联兵士争着看我，并问哪一个是溥仪。我当时真觉得有个地缝也要钻下去，但是避无可避，只好是佯作不感觉的样子任凭他们看吧！当大家从苏联方面的警戒线走向祖国人民解放军所担任的警戒线时，我们这群人在手里都拿着大小不同的包裹提包之物，无精打采地低着头走着，而我呢，则是单独下了列车和阿斯尼斯所长一同进入到祖国特为来接的一节车厢之内。并且公安人员还替我提着我那黑色的大皮箱哩！
这时特别映入到我眼帘的，就是缝在公安人员右胸衣兜上的那个标志，在那标志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个大字。
这时我就想，上了车之后，像我所预想的冷嘲热讽、手铐脚镣甚至老拳和皮鞋的接待等，眼看着就要一齐来到眼前了。不料上车后的情况，和我所预想的完全相反。不过是在这个时候，唯一把我的心弦拧得绷绷紧的一个当前最为悬念的重大问题，就是死与活的问题，特别像我这一贯以胆小多疑作为支配我前半生绝对力量的脆弱心灵，便越发把我全身的神经，都昂奋到了无可再兴奋的地步。也就是说，现已到了绝望的时候，不豁出去也不行了。
但是接踵而来的眼前事实，却完全和我所预想的结果不一样。接收我们的首长却是拿慈祥的笑脸迎接了我，以温和的声音和我谈了话。请想一想，在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之外的大变化中，又怎能不使我疑心是在做梦，怎能不对于这种完全意想以外的现实，疑心是自己的一种幻视和幻听！
然而事实究竟仍是事实，我的眼睛既没有花，我的神经也没有任何异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叫我又怎能加以否认呢？
当我坐在被指定的座位上之后，便听得一位干部向我们宣布了登上祖国列车以来第一声：
“你们都回到祖国来了！你们都可以放心，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对于你们的问题，早已有了决定和安排，你们大家都放心好了！”
最后更是出人意外地继续宣布道：
“有病的人，可以前来报名，我们可以给你们医治！”
在事后我曾听说在这些同犯之中，确有一些人因为听到了“祖国”这两个字而流了泪；有的则是因为听到了这篇温暖的发言而放下了心。可是我在听了这番话之后呢？当然也是由于完全出乎我的意想之外，而愣了一下神，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而放了心，但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能，却又一转念：
“什么‘放心不放心’？什么‘给我们治病’？还不都是一种安定人心的‘法术’！那些公安人员又怎能知道政府对我们的政策？只不过是他们为了自己在途中的押送责任，怕我们或许在列车中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故，所以才要拿这种‘好听的好话’来安慰我们罢了……”
结果是完全没有相信这一篇话。同时在另一方面则是：
我的这次回国，本是抱着万念俱灰的心情回来的。本来吗，从什么地方去看去想，像我这样的人，还不是早被注定要被判处极刑的？可是眼前在摆着的现实却又不是那种样子。所以反倒又使我愈想愈糊涂起来，愈想愈觉得忐忑不安。因为事实和我的预想完全相反了。特别是在我亲眼所看到的这种亲切照顾的同时，却又看到了列车玻璃窗上所糊上的严密的报纸，以及那武装部队的森严戒备，真使我如同堕入到五里雾中一个样，简直分不出东南西北来了。
不久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这时有一位负责干部，便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给一个饭碗和一双竹筷子，并含笑对我们说：
“小心不要把饭碗打了，因为在旅途中，不容易补充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