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不想一想“优待条件”和我出国留学，可又有什么关系？更不想一想，既是发生了像张勋复辟那样的事件，明明是先从受优待的“清室”这一方面，违背了人家之所以要“优待”的本意。在复辟失败之后，之所以尚未废止“优待条件”，只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权，根本就不是真能给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的革命政府，并且那些位政治“巨头”，也是和过去的清朝有过相当瓜葛的旧历史人物，所以才让“清室”钻了这个空子而捡了几年的“优待便宜”。按正理说，能继续受着“优待”，已经是一件意外的奇事了，怎么还能居然自觉满有理地公然扬言中华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的权力呢？足见这帮寄生于当时“小朝廷”内的大人先生，是善于睁着眼睛说梦话，并且是只知依赖着外国——所谓国际上的力量，认为外国可以，并且应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同时他们也确是在希望着帝国主义列强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这种丧失民族气节、只知自顾自的反动丑恶奴才嘴脸，这种封建余孽的反动阶级本质，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所以我认为，他们之所以竭力反对我的出国留学，并不是真个地在重视着这一项类似空文的“优待条件”，而只是要拿“优待条件万万岁”来安我的心。尤其是对于我打算在出国同时，自动辞退“优待条件”这件事，感到了十分惊慌，所以才拿这样的话来作为借口。总之，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关他们的吃饭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饭东”一走，他们的祖传“铁饭碗”，就有立时被打破之虞，所以才会做出这种“齐心戮力，众谋佥同”的反对。
至于在我这方面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如意算盘。因为，我在当时曾认为到外国去留学，不但可以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自动辞退那篇逐渐名存实亡的“优待条件”纸面文章，还可以博得一个“开明”的美名；并且到了外国，多多少少总能得到一些“新知识”；还可以在将来学成回国之后，拿这种“留学外国”的新政治资本，来做“伺机观变”之用；同时，到了所谓必要之际，也可以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奥援”，一方面再纠合那帮所谓遗老之类，来恢复过去自己的“祖业”。
他们的内心实话既不能对我做公开的阐述；我的潜在私图当然也不便对他们做无保留的倾叙，所以，在我和他们之间，是有一段无形的墙壁在隔着，只能在同床异梦的心情下，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而各自做着自家的打算。
双方的意见既不能合拍，我那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的留学计划，当然就得搁浅。但是我却没有甘心于这次的碰壁，于是就想起了一个“做好准备，徐为后图”的办法来。
我的同母弟溥杰是非常赞成我出国留学的。因为他自幼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具备了封建统治反动思想的野心家。他不但无条件地赞同了我的那种如意算盘，并且还变本加厉地向我提出了“须要立即积极进行”的具体建议，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负责这一窃运的实际罪恶行动，同时还表示了要和我一同出国留学的决心。
于是，盗窃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的罪行便开始了。
我们兄弟二人就狼狈为奸地首先求我叔父载涛，在天津旧英国租界戈登路，为我购买一幢楼房。然后就由溥杰利用他每天在上午陪我读书的机会，每天一包袱、一包袱地把宫中由明、清两代不断从人民手中掠取来的我国民族艺术文化结晶，都择尤地陆续盗运出去，一直这样地干了半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