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当叛军的败相日益浓厚时，那些乌合麇聚到伪内阁当上伪阁僚的各位“大臣”等，便如同“树倒猢狲散”一般，纷纷狼狈辞职鼠窜而去。最后只剩下罪魁祸首的张勋和三朝元老的王士珍以及我那老师陈宝琛等尚未辞职。有一天，陈宝琛急急忙忙来见我，要求赶紧拿出皇帝办事的小印来捺用，为的是要把一张公文交张勋转交张海鹏（当时东北军阀中的冯德麟、张海鹏、汤玉麟等都参加了这次的叛变），使其悄悄脱出急归东北，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好求援于他协助复辟，以挽救当前的危局。而这颗小印，照例是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匣子尽管在我身边，但开匣的钥匙，则一向是归我父亲载沣掌管，每次开匣取印捺用时，都得由宫中“奏事处”的太监从我这里拿去木匣交我父亲开匣用印，用完之后，仍由我父亲亲自把匣锁好，再经过“奏事处”太监之手，送回我这里保存。但在这垂死挣扎之际，已再没有工夫做那种烦琐的手续，于是我那位陈老夫子便“情急智生”，采取了“通权达变”的“非常手段”，砸毁了木匣子的锁，在张勋所拟定的那张所谓“谕旨”上盖了印，便由陈宝琛把这张“病急乱投医”的阴谋文件，匆匆交到张勋手中去了。不过后来张作霖对此始终并未做出什么表示来，总之，这件事又是以枉费心机而告终。
几天之后，就以张勋的逃入荷兰公使馆，而使这段复辟的罪恶迷梦结束了。但是我在这出丑剧的尾声中，还串演了一场丑剧中的丑剧哩。
那就是当张勋彻底失败之后，我的父亲和陈宝琛等，把预先早就准备停当的再度退位“诏书”拿了出来，做了一个关上宫门自欺欺人的颁布手续。在我听了那篇老着脸皮哓哓分辩言辞中所着重表明的如“……这完全罪在张勋而与清室无关。现在自己仍愿还政于中华民国……”等无耻谎言时，我居然被那句“还政于中华民国”的话给刺激得哭了出来。于是在我身旁的太监们，也有人随声附和地哭了起来。这就是我在十二岁时所干出来的事情。足见在当时，我的年岁虽小，可是我那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阶级罪恶本质，却是不能和我的年龄做相对比较的！
二、盗窃了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之间，我因为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以及我对于当时宫中生活方式的不满，又加上我对于“小朝廷”尔后命运的不安，所以便产生了要到欧洲去留学的念头。当我把这种心情和希望向当时有关人士透露出来时，不料却遭到我老师以及家属中“权威人士”的极力反对。对此表示赞同的，只有庄士敦一人。
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
中华民国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上所公认，中华民国又怎能单方擅自废止？
其实，他们反对的本意却不在此。
请想一想，为什么在张勋复辟时，他们却谁都没有想到“优待条件”的事？再者，在那“优待条件”中，有没有“许可背叛中华民国”的一项条款？为什么在复辟时，早把“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的义务，完全忘个干干净净，而到了现在的时候，却又把中华民国无权从片面加以废止为唯一理由？并且还满怀信心，厚颜无耻地拿这种不值一驳的歪理来，作为反对我自动辞去这种优待而出国留学的有力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