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位庄士敦先生，他的确是有一种能够适合当时环境的“保护色”的。他和陈宝琛等在一起的时候，他居然也会模仿他们的风度和习惯，装出一副“帝师”的架子来。例如，当我“赐”给他以头品顶戴和貂褂时，他便也衣冠楚楚地改扮起来摄影留念；当我给他的西山别墅写了“乐静山斋”四字匾额时，他也知道把它刻下来，并且还朝衣朝帽地扶着它照出相来分送知友；他还本着《论语》中“士志于道”的意思，拿“志道”两个字来配合“士敦”的“士”字而当作自己的“雅号”；有人喊他一声“庄师傅”，他也会欣然色喜地来答应；他还会向那帮老学究做自我宣传，例如，在他的英国家中，把我以及各王公大臣送给他的东西特别陈列在一间大厅里，永为纪念，并说在他的故乡中还建立了一座“五柳先生祠”等，来做随乡入俗的迎合手段。总之他在这些地方，的确不愧是一个旧社会中的“中国通”。
后来，在我十七岁结婚以后，便是我到了汉英两门课完全毕业的时候。这时因为再用不着叫他来教英文，便派他去管理颐和园的事务。于是这位庄先生便高高兴兴地当上了颐和园的“山河之主”，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离开清宫以后，他才算是和我脱离了关系回到英国去了。
后来我在天津时，他也曾到天津来看望过我。当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也曾到长春来访问过我。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对于他的不远千里而来，很是伤了不少的脑筋。既不能公然拒绝他到东北来，但对于他的来，又觉放心不下。据说他由英国到东北来，路经日本的时候，就有不少的“日本朝野名流”给他开过欢迎会，更在日本报馆记者对他做了多少次的明察暗访之后，他才到长春来的，在长春住了些时日就回英国去了。后来他就死在他所买来的苏格兰某小岛上。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猜疑，也是枉费心机。因为他对我当上了伪满洲的傀儡，不但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并且还表示过为我而高兴呢。若问我与这位英文教师的师徒关系如何？我想可以引用一本描写我的书的话为证：“这皮夹是你自己买的？进口货？我旁敲侧击地试探着……‘噢，您问这个吗？’溥仪轻描淡写地说：‘是那个英文老师庄士敦给我的，里面原来放着他的相片，后来被我扔了。我现在就用它放起这几张照片（我过去妻子的相片）来啦！’他笑了起来。我想，那位苏格兰老头儿如果有他的西方在天之灵，为了这个理由又该责备溥仪一番了。”
这就是别人对此事所下的结论。
我也同意他的这个结论。
六、我的残忍性格
我从幼时起，一直就在那封建专制制度**威起着绝对作用的宫廷中，看惯了折磨人、打人、骂人的人吃人的情形。所以，我也就觉得“峻法严刑”不独是“治国服众”的妙诀，就是在“齐家”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法宝。于是乎我就逐渐变成为一个富有残忍性的吃人魔鬼了！
不过是，把我由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为一个灭绝人性的恶魔，在这一段过程之中，是充分可以看出自有其一种逐渐发展变化的步步程序的。因此，我还是先从我幼时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