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才初步认识到，所谓的“法祖”思想，就是要求后世子孙的一切言行，都必须绝对遵奉祖先“遗训”和他们的所作所为，用来作为导引自己言行思想意识的一切准则。也就是说，我应把六亿人民的祖国看作是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所私有，而把整个国家都看成是由自己祖先给打出来的江山，也就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私有财产。这也就是在过去封建社会中“家天下”思想的一种表现。为什么我会把辛亥革命看成是自己一家一姓的失败，为什么会把张勋背叛民国，看作是“忠臣”的行径？就是由于这种反动思想不断滋生成长，所以，才会在最后做出了勾结祖国人民的敌人、出卖祖国人民的罪恶勾当，而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古代谚语中，曾有这样几句话，就是“涓涓不塞，遂成江河。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像这“敬天”也罢，“崇祖”也罢，它的逐渐滋长，最终使我前半生，完全陷于每况愈下的地步。总之一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我三岁起，就开始播下了这一罪恶的种子。从我三岁起，就给尔后的一切罪恶开辟了道路。
五、庄士敦和我的崇拜帝国主义思想
我从六岁起一直到我十四岁，都是专门学习着所谓“五经四书”。我到了十四岁的那一年，才开始学习英文。我那英文老师是英国人。姓名是：雷湛奈尔德·弗莱明·庄士敦。他从一九〇〇年起就曾给当时的香港总督当过秘书一类的职务；尔后又当过一任英帝国主义侵占我威海卫时的所谓行政长官。他是个终身独身者，曾在亚洲过了二十多年的生活，并且还遍游了我国二十几个省份。他平日经常自夸的是：“中国的四大名山，除了北岳恒山，我都到过。”当然他还会说一口好中国话，对中国的经史子集以及佛经等，他都曾下过苦功夫钻研。他不但钻研过我国唐宋诗词，并且还是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呢。只有一样，在他说来却是一件遗憾的事：就是他对于写我国的方形汉字，确是感到了十分棘手。我曾看到他所写的汉字，写得是歪歪扭扭幼稚得很。
在当时的一般中外人士都承认他是个所谓的“中国通”。我在当时也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很能了解我国风俗人情的人。现在想起来，什么“中国通”，什么能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他不但是英帝国主义派遣到我国来的特务，而且还是一个曾经当过殖民地统治者的祖国人民的敌人哪！
他之所以能够给我当上英文先生，在名义上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推荐，其实则是由李鸿章的第三子李经迈（他曾随同我叔父载涛到外国考察过陆军）给介绍的。
当他乍一来教书时，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的关系，我每天还是按照预定的时刻到毓庆宫去学习英文。后来日子多了，彼此也熟悉了，我那“逃学”的老毛病便又复发，甚至有时也让他“放假”一日，他也无可无不可地做了通融。
在一起初授课时，固然他已被列在“帝师”之列，但由于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每当在他授课的时候，总有一个太监侍立在一旁。过了些日子，庄士敦觉得这种监视有些讨厌，尤其这是在教汉文时向来所无的一种创举，于是他愤怒了，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发泄不平的信。结果是，后来在他授课时，也把这种监视的眼睛给撤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