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严格地说，“敬天”和“信佛”，在宗教支派上纯粹是两码事，但是这在当时的宫中，在当时我的眼中看来，二者是有些混同之处的。特别是拿宫中的祭神来看，像是把自己的远代祖先和关羽以及观音大士并王爹爹和王妈妈等都供在一个地方，也就可以知道所谓当时的信仰云云者，也就是一锅糊涂粥式的信仰而已，所以我对于“天”、对于“佛”的信仰分界，也是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模糊概念下，马马虎虎地做了盲目迷信。就拿宫中迷信佛教来说，也可以说到了相当的地步。像是在我过去所住的养心殿东西配殿（厢房）内，就供有许许多多佛像和清朝历代祖先的纪念遗物。就是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也供有许多佛像、佛塔和经卷、法器，等等。每逢初一、十五，还照例有许多喇嘛在养心殿院中和中正殿等处乐声铿锵地在唪经。总之，在清代的宫中既把“敬天”和“信佛”混同起来；同时也把崇祖的思想毫不客气地交织其中。于是这种混合式的宗教迷信空气，就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起来，同时也把信仰和迷信的界限也都犬牙错综到一起。因此，就使我在前半生中，一直过着神神怪怪的疯子般的生活。
现在再谈一谈“法祖”的例子。
由于我在那封建制度宗法式的宫中，过着“朕即国家”的唯我独尊生活，所以对于创立这一“家天下”基业的历代祖宗就有了一种无条件的崇奉心理。再加上什么以孝治天下和祖功宗德的祖训或师传，就使我对“法祖”的观念，更有了根深蒂固的巩固和发展。例如，我在伪满时，祭沈阳北陵时，就曾恍恍惚惚地觉得在供桌后的空墙上，现出了我祖先皇太极的影像。固然在当时有些昏庸顽固的所谓“遗老”“旧臣”都曾摇头晃脑感激无量地认为这是我的孝思不匮感动了祖宗神灵所致；我自己也曾认为这确是我的精诚所感。但在现在想来，这只不过是等于神经病的一种幻视，也就是多年以来，“崇祖法祖”的精神教育结果，所以才使我生在二十世纪的当日，尚在过着几世纪以前的神话式生活。请想一想，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反动残余毒素，竟致把我弄成这样半疯子的地步，还能说它不厉害、不可怕吗？
还有，当我看到“祖训”中所说的：在年节时，应有一种欣庆吉祥的气象。我便在年节中，极力主张多说吉祥话，并尽可能使家中眷属都穿上红红绿绿的衣服，戴上花花朵朵的簪饰，等等。就是我弟弟溥杰也曾尽力主张在年节时应当充分保持高高兴兴的气氛。因为这是祖宗说出来的话，所以就绝对支配了我的头脑。
还有，当我听到了“按照清宫的老规矩，在皇帝面前不论任何人都不得互相敬礼，因为至尊只有一个，在他面前而向旁人行礼，就是不敬，就是不可容忍的罪过”这样的话时，我便变本加厉地实行了这一条。有一次，我的叔父来到长春给我祝寿，因为他不知道我这里的新规矩，便在我面前和别人打了个招呼，我便板起脸来，对我叔父大发了一阵雷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当时那种不近人情的骄傲自大面目，我那满脑袋封建思想，真使我悔也悔不及，愧也愧不及。
还有，我在长春时，曾亲自抄录了雍正的“祖训”给我的侄子们上过课。我不独自己有了这种盲目的“法祖思想”，还曾把这种毒素灌输给别人哩！
还有，我不但由北京到了天津，甚至由天津到了东北，每逢到了历代祖先的诞日、忌日和年节等，我还都穿上过去清代的衣冠，向祖先上供祭奠，一直到了伪满垮台为止。
以上列举的，并不是着重介绍形式上的祭祀等仪式，而是着重地在说，这种“法祖思想”所给予我的种种影响。也就是说那种根深蒂固的反动阶级本质，对我前半生的思想行动，所给予的种种不良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既助长了我的政治野心，又助长了我那为了一姓尊荣而不择手段的种种罪恶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