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帝俄败残军官——白匪头子谢苗诺夫也曾到天津见过我。郑孝胥很是器重他，于是对我又来献策，说他现仍有很大潜在势力，可以趁此机会好好加以联络，将来“有事”之际，当能获得他一臂之助也未可知。我当然对这种富有蛊惑性的“远见”，是不会不言听计从的了，就把存在银行生息的六万元慷慨取出，交郑转交于谢苗诺夫之手，作为接济他伺机招兵买马帮助清朝“反把”之用。那个老白匪，自然是对这种意外的收入无有拒绝之理，不过是，自从他这次歪打正着雀跃而归之后，结果却如同大石投海，以后消息全无。
还有一次，陕西发生了严重旱灾。为了救济受灾人民而四处奔走的朱庆澜曾到天津来见我。我除拿出一些珍珠和不少貂皮、狐皮外，还卖了一所坐落在日本租界里的小楼房，把钱交朱充作赈济之用。郑孝胥对我的这种做法，曾表示极端地赞同。这也难怪，本来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对自己祖国的罹灾同胞，抱有任何真正同情，而是抱有一种不堪告人的卑鄙目的，那就是为了要沽名钓誉，而给自己将来的政治野心预先打下基础，所以才肯这样大破悭囊而毫无吝色的。要不然，我为什么在当时看到报纸上登载了称赞我的“乐善好施”记事，便扬扬自得地做着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听到朱庆澜夸奖我比张学良捐助得还多的时候，我就会内心暗喜而欣然**呢？
还有一个“安福系”的小政客费玉楷，也是同刘凤池一类的人物。他也是经常拿“策动复辟”来作为混入“张园”的入门票的。我既然对于过去的刘曾做过一掷千金的所谓豪举，那么对于这次的费胖子，也当然会同样地慷慨大方，并且是予取予求，从无拒绝的了。费还时常去找我弟弟溥杰，并拉他下馆子，等等，也想利用他作为向我替他说好话的人。有一次也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法术，居然把“安福系”的大头子段祺瑞领到当时英国租界戈登路我父亲的寓所里去。我和我父亲、弟弟一同和段见了面。那时我和段倒没有什么话可说；我的父亲和弟弟更都是木然坐在那里；只有费一个人，就好像是旧社会中的媒婆似的大掉其天花乱坠的广长舌，替我和段口沫乱飞地撮合了一大阵。结果是段祺瑞倚老卖老地自吹自捧一顿，并以“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作为结论。于是这次的意外会见遂告终了。
又有一次，费玉楷忽然来对我说，他已和炸死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河本大作大佐取得了联系，将对张学良的卫队进行阴谋策动，等到他们哗变以后，就可以把这一骚乱扩大起来，变成为实行复辟的武装政变等语。但这事又被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等听到，纷纷对费的招谣生事加以非难，并劝我再不要见费的面。我也觉得这个胖子的随便胡搞对我不利，便一刀两断和他断绝了往来。
不料费玉楷却老羞成怒，对荣源进行威吓说：“我卖了这么大的力气，现在竟不再理睬我，我非到国民政府去控诉他——指我而言——阴谋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不可！”
荣源也未肯示弱，向他反击道：“你又何必扯这套呢？我劝你算了吧！你要知道，你给‘张园’的那份自告奋勇的亲笔信，现正握在‘皇上’手里，你控告不也是白费么！”
在这以毒攻毒的一番反驳下，费也泄了气，从此便不再来纠缠我了。
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眉来眼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