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的过去华族（水野子爵？）有一年到中国天津来见我，把日本在“南北朝”时代的一个所谓“忠臣”，在樱花树刮掉了的皮上所写的两句暗示忠诚的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写在一把日本扇子上送来给我。这岂不就是暗示我“你既然是能生在今天的世界里，就不是平平白白地生长出来的，况且在你的身旁和周围，也并不是没有能够对你拼出生命来‘尽忠’的‘忠臣’啊”的深远意思吗？这只是在我记忆之中的一个显著例子罢了。此外，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总而言之，不论是日本帝国主义当时的所谓外交官，抑或是当时的所谓军人和所谓政客，甚至是偶尔“慕名”来访的日本人，既然是到我这里来的，可以说是差不多都抱有一种什么所谓使命和目的，所以总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以抬捧、挑拨、煽动等不稳的言辞，来对我做一些火上浇油的、精神不得安定的逗引我的行动。像是这样的随时的煽动和**、暗中腐蚀和浸润的外来的力量，对当时的我，确是起有很大坏作用的。
我在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不但没有丝毫感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对于“额外同情”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反倒在我的心眼里，生出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同时还使我对日本的所谓“天皇制”的反动制度，生出一种艳羡的心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君臣道义”的行动非常彻底，所以它才会在所谓明治维新的伟大事业以后，以一个区区东洋三岛的地方，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一跃而变成为世界上“列强”之一，归根到底，都是它把所谓“尽忠报国”和“忠君亲上”的“道德精神”，一直始终地保持到现在的缘故，所以才一跃而成为“列强”，睥睨了世界……可是中国却是怎样呢？由于失去了帝制这一个中心，所以才群雄割据，各自争取地盘，才一天不如一天地成了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局面。
这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则是在我左右的那些饱读孔孟之书的老古董，如郑孝胥等老古董就曾对我说过：“你要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先有实力，可是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实力可言！得怎样办呢？那么，就先必须依靠外援，借它们的实力才行。而列强中的日本，既是我们的近邻，况且又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制的国家，它的武装力量，又是强大异常，特别是它平素又对我们抱有相当的好感，这是绝好的外援，我们不依靠它还有谁能依靠呢……”像是这种和日本帝国主义首相田中义一那篇臭气冲天的所谓“上奏”有同样格调的议论，在当时听入我的耳中，却是觉得言之有理而点头称赞的。于是，在我那充满头脑的反动统治思想中，既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不时地送来别有用心的煽动言辞，更从我那些“左股右肱”之中，经常不断地在我耳旁，吹出这样的反动谬论，我于是一天一天地越发堕入到不可救药的病势当中了。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北伐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为要挽救北洋军阀面临崩溃的命运，遂浑水摸鱼地派出了侵略军白占了我国的山东济南。不久，驻天津的日本军司令官借着这个机会，特意使司令部的参谋，到我这里来，对我做了一阵胡吹乱嗙，如日本武装力量的如何强大，中国军队的如何不值得一击，等等。我在当时，并没有对日寇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屠杀奴役了我国的人民而感到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愤怒，反倒使我对日寇越发生出一种崇敬和畏惧的心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确是了不起，而我中国军队确是脆弱无能。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借机进一步向我做夸大宣传，想要使我从思想上拜倒在“唯武器论”的压力下的用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