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也时常同我父亲、岳父和弟弟妹妹等，到外国饭店大吃大喝。不过是，对于自己本国同胞所开的中国饭馆，我则是连一次也没有主动去过。在天津的那几年中，只有一次，还是由于我父亲招待，我才在“福禄林饭店”内，破例地吃了一顿中国人做的西洋菜。
若问这是什么缘故？一言以蔽之，就是怕人认出了我是谁，所以只能在外国经营的饭铺内活动，而从来未敢在自己祖国同胞所开的店铺内露一露头。
还有一次，我在德国人经营的“起士林”点心铺内吃东西，看到店内坐满了中国人，便悄悄向店内的工作人员打听那些人都是谁。当听到那些人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工作人员时，我便连忙从木椅中站起，仓皇出门登上汽车赶紧离去。
我为什么会这样？不用问，因为我所特别害怕的，就是被我认为是革命甚至与革命沾边的本国人民。这不是在我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给挖了一条深深鸿沟是什么？总之，这就是我在当时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的缘故。
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那个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果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不但能以“美酒佳肴”时常笼络我们夫妇二人以及在当时堪称为“主宰我灵魂”的陈宝琛、郑孝胥和罗振玉等，还善于从精神方面，来做阴谋的侵蚀。例如，有一次他曾特意招待我赴天津日侨小学校参观，对我所做的殷勤接待和恳切说明等，一切都不用说，因为那些在当时的我看来，都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这里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下面这件事。
我在参观前后一往一返的沿途之上，都有日侨小学生，夹路手摇日本国旗，欢声雷动地对我做了热烈的迎送。我这个傻瓜，在当时竟为这种别具肺肠的行动所感动，不由得在心中暗想：“自己本国的人，竟自那样对待我，不但硬把我从宫中撵出来，甚至还要对我做更进一步的迫害，可是人家日本人，却对我这样好，不但是日本政府救了我的性命，就连一般的日侨小学生也都这样诚心诚意地尊重我和这样热心地欢迎欢送我……”越想就越发觉得自己本国人对自己的“冷酷无情”和日本人的“亲切可感”。
当这位吉田茂总领事夫妻离任回国时，我和我妻子都亲自到码头去送别。当临行握手时，我还恋恋不舍地对他们流下了惜别热泪呢！
以上所举的只是吉田茂的一个例子。至于在吉田走后，继承他的历任总领事之类，所谓日本的外交官，他们对我的拉拢手段，也都不比吉田茂差多少。因为他们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忠实服务的“一莲托生体”，所以对我的方法手段，并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
不但日帝外交方面是这样，就是历任的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以下的军官等，也都是和他们的外交官一个样，也是时常地邀我和婉容以及我的那帮羽翼，吃饭喝酒地进行“联欢”。当然，当时的我，也有时要趋之唯恐不及地还请他们的了。
每当新年或是我的生日，那些外交官和军官之类，也都照例要来祝贺。在日本天皇的生日时，日本的驻津司令官还邀过我去参观他们的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