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则是我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当时在北京曾以“鱼目混珠”享名的胡适。我要给他打电话的理由，既不是仰慕他在当时的“盛名”，尤其不是要向他讨什么教，简单一句话，还是为了“好奇”，也完全和给杨小楼老板、徐狗子师傅打电话一个样，这次也只是想要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所不同者，只是在上两次曾以“无名氏”的资格出现在电话机口，而这次则是以真名实姓来“自报字号”罢了。因为我在当时的大多数报纸上，也曾再三看到他的“尊姓大名”——仅仅是他的姓名而已——同时也曾听到那些老先生对他的不满和讥笑，甚至就连我那个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说过：“胡适就是‘胡说’。”我还记得有一天庄士敦曾把一本胡适的诗集拿来给我看，并指着他所作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那句“新诗”大加讪笑说：“何必非把中国现有的‘野餐’二字，说成英文的‘匹克尼克’不可呢……”所以我也就想要亲眼“瞻仰”一下这位新诗人的丰采光华如何了。那次我打电话时，恰巧是由他本人亲自来接，当他问我是谁，我就回答说：“我是宫里……宣统。”接着我就向他说明了想要见他一面的意思。后来，他果然到我这里来了。在当时我还想，他也许不会来的吧？可是他居然真来了。尤其是使我觉得新奇的，就是他不但爽爽快快地到清宫中来见我，并且当他一和我见面时，竟毫不迟涩地称我为“皇上”。我当然对于这位新文学家也以先生二字来相呼了。至于在那次我和他谈话的内容，现已记不清楚，不过，我只记得那次谈话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已。
可是，我和这位胡适博士的见面，却又在我的左右人们中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不过是在这场“风波”中，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看法和截然相异的结论来。
一种意见是对此表示不满的。他们说：“皇上怎能把这样的‘新文学家’找到宫里来呢？尤其是这样和他‘破格’谈了话，岂不是于‘体统’有碍？”
还有另一种意见，则是和前者纯粹相反，表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扬扬得意神色。他们说：“看看！连胡适这样的人，都让咱们皇上给‘化’过来了！”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胡说八道。不过胡适这个人，却实实在在有愧这“新文学家”四个字。因为在他的灵魂深处，不但有一种和封建残余反动势力异途同归的共同之点，同时，还有和资本主义反动阶级思想同流合污的另一面。不管他在当时嘴里怎样说着假开明的诱人词句，他的整个立场根本就是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反的。他只不过是利用当时新旧思想尚在混沌时期，披上了一件“五四革命运动”的外衣，一时迷惑了当时一大部分渴望新空气的青年，在实际上他却是和帝国主义者在一个鼻孔出气。看他后来竟自完全滚入美帝的怀抱之中，终于甘心自绝于祖国人民这件事，就可以知道这个胡适博士，究竟是个怎样角色了。
当一九二四年，我从清宫出来住在我父亲家中时，他还亲自到过当时的醇亲王府见了我一面。也许是为要表示一下“博士”对“皇帝”的关心吧？但只是对我谈了一些普通客套话之后便辞去了。
后来，当我住在日本公使馆时，有一天，我在楼上看到有一辆小汽车开到我的楼前停住，从车中走下来一个人。我定睛一看，原来又是那位胡博士驾到。这时因为我对他的“奇”已经“好够”了，便借口没有工夫而挡了他的“大驾”。从此之后我遂没有再看到他。
四、金齿和大帽子、大鞋
我在宫中时，因为很羡慕人家镶金牙，便让牙医也给我特制了一口金牙。不过我的这副金牙，是和一般人的不同，而是名实相符的满口金牙。也许是这种镶牙法在技术上有困难的吧，我的那副金牙却总未能舒舒服服地套到我那上下两槽牙齿上，因此只能是把它当作是藏在匣子里的“特制义齿模型”来供自我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