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时的会议，是采用合乎这帮旧官僚旧军阀口味的不拘形式的“唠嗑”方式，因为在那个会场里，甚至连鸦片烟具也都准备得齐齐全全，让这帮卖国贼不但可以坐着计议，就是躺着协商，也未必不可。即使愿意一边吸着鸦片喷云吐雾地来磋商“国家大事”，也是悉听尊便毋庸客气的。反正是只要能听从会场主人——板垣的吩咐就行。所以那个在当时被称为“中国通”的板垣真是无日无夜形影不离地和这些“巨头”鬼混在一起。不但是全般会务都得由他一人把持，就连应该讨论的议题也都是由板垣给准备得既完全，又周到。只要是到会的各“巨头”能够本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诀窍，在应赞成时赞成，应鼓掌的鼓掌，便算是不失其“巨头”的身份，而能够有沾得上名利双收的好机会。
当正式开会时，在每个“巨头”面前，都放有由板垣预先给准备好的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用铅字油印好的议题文件。这次被列在议程之上的议题内容，是关于东北“独立”的问题，和组织“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的问题，以及用这个伪最高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宣布东北“独立”，并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当然是第一步先决定了成立这个“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跟着就把这个“官大望重”的张景惠抬上了“委员长”的地位，然后那余下的三个“巨头”，也都各自当了“副委员长”，于是就立即以这些“委员会委员长”等的名义宣布了“独立”和通电脱离南京政府。
据说，在这个所谓会场的楼下，还有日本人三宅福马、驹井德三、宇佐美胜夫和坂谷希一等，从事一些伪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令的起草。这头一次会议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
至于所谓第二次的会议，据说是在沈阳张景惠的家里召开的。在这次的会议上决定了筹备伪国家机关房舍和其他的问题等。
这是所谓第二次会议。
到了晚上，忽然又由板垣临时通知说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的会场是在赵欣伯的沈阳家里。
当这几个所谓巨头匆匆赶来，各自就了议席之后，又由这位板垣参谋好像是变幻术似的发表说：上午所决定的事情，现在可以立即着手准备，然后又奇峰突起地叫他们讨论一下关于“新国家”的国号、首都的地点，以及制定伪国旗的问题。
与其说是板垣叫他们讨论，到不如说是板垣在做逐次的说明，而让他们来听一次课而已，因为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号和以“新京”（长春）作为首都全部是板垣所决定好的名称，只不过是叫这些“巨头”给做一个形式上的承认手续而已，不过是在议定所谓伪国旗时，却意外地发生了一些所谓“范围以内”的小小波动。那就是当有人主张仍旧使用五色旗时，板垣摇了摇头。又有人主张复活清朝时代的黄龙旗时，板垣又皱了皱眉，结果，仍旧是板垣由军服兜掏出了一个小旗子的样品来，在桌上把它左叠右折地做了说明，于是这个样品便在大家赞同之下，变成了受人切齿和唾骂达十四年之久的所谓伪满洲国的国旗。
此外，熙洽等大汉奸对伪满洲国的政体问题也曾有过一场“范围之内”的直言争论。
张景惠是企图把自己的这把头号椅子继续维持下去，因而便竭力主张应该维持现状地干下去；熙洽则是在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思想毒素的支配下和他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作怪下，便极力主张帝制；臧式毅则是自己才从日寇宪兵队的铁笼中被放释出来，而余悸犹存的缘故，便没敢表示自己究竟的意见，只是不即不离地保持着首鼠两端的态度；而马占山则是由于旧军阀老朋友关系，所以附和了张景惠的意见。
最后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裁可，采用了伪执政制度，然后并指定了专人，从事伪建国宣言的起草，据说当时还准备了三项法令——即所谓“人权保障令”和“运用旧刑律的临时法令”以及“大赦令”，决定和伪建国宣言一同发布，更决定由熙洽指派张燕卿等前往长春筹备各伪傀儡政权一切工作，这便是所谓第三次“四巨头会议”。
总之，这三次的所谓“四巨头会议”，因为都是在板垣的紧紧操持一切的情况下，把刺刀和日元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更以牧人赶羊的方式，更杂以变幻术的手法，所以一切问题，便都直截了当地通过了所谓每个“巨头”的点头，巧妙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变成盗用三千万民众意识的实际侵略行动了。尽管这些“巨头”素来有着水火不能相容的深刻内心利害矛盾，但是最终在这个板垣的手掌中，把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封建余孽，都给变成为同恶相济的汉奸集团了。并且这三次的所谓会议，哪一次都不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便都把日寇的侵略意图，给超速度地完成下来，同时也可以认为这些汉奸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鞭辔鞍勒之下，发挥出超速度的力量，把这个卖国利敌的大任务给完成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