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角利一说奉板垣参谋的命令，问问我认识马占山不认识，我对他讲：我和马占山曾见过一面。后来他们就让我给马占山写信，劝他尽早放弃抗日的武装斗争来共同建立将来的新政权。于是上角就把我的这封信拿出交到板垣之手，后来这封信被退回来了，因为已经用不着，但不管寄与未寄，我的那种甘心去给日寇当走狗和助长他们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的凶焰，并想从内部来分化抗日力量的汉奸罪恶是不能稍有轻重之分的。因为，我不仅自己已经当了民族的万恶不赦的叛徒，还恬不知耻地拼命替自己的民族敌人——日寇出力，还想要把正在从事抗日正义战争的人也拉到汉奸的罪恶深渊去，不论从哪一方面想，也都是在自己的良心上绝对不可赦的罪恶。
不久，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又派他的参谋板垣征四郎到旅顺来正式通知我，要我去当所谓新国家的执政，还对我斩钉截铁地说明这次不意味着清朝的复辟，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有满、汉、蒙古、日、朝鲜五个民族组成的新的“满洲国”，还做了图穷而匕首见式的露骨说明，说日本人同样也要在这个“国家”里当官吏，并把这个所谓新国家的首都也给指定了，就是长春，把它改名叫新京，同时也把所谓国旗给制定了出来，说是采用五色的图彩，还把伪国旗的样式也一同告诉了我。我听了这一番话之后，真不亚于受到了满瓢冷水的浇头，觉得我这个已经够渺茫和空虚的前途，尽管不断有我那多年以来的热衷复辟的欲火和那侥幸乐观的心情给我鼓气，然而现在到了这种地步，也不由得大泄其气，而感到越发渺茫和空虚了。当时我心中就暗想：这样一来，我那多年的处心积虑、朝思暮想、勾结拉拢，岂不是一朝付诸流水？不由得想到这个口蜜腹剑的土肥原，他竟撒那种口是心非的大谎，使我最终上了套，而出了天津，真是使我越觉得土肥原可恨，日本关东军可恨。尤其是像这种事事擅作主张、处处肆行支配的蛮横态度，不仅根本不是来帮助我复辟清朝，而且连我个人的自主权利都不承认。这种自食前言的欺骗行为，使我无法忍受下去。于是我就在这种失望、懊恼和怨愤之下，把心一横拒绝了板垣的要求。他看我这样，最终愤愤而去。
到了晚间，我还在隐忍自重的不愉快心情下，勉强地宴请了板垣一次。好个“胸有鳞甲”的板垣，在这次宴会上对于白天那件事，好像忘了似的一句话也没有提及，只是拿一些风花雪月的谈话资料毫无芥蒂地东拉西扯地谈着。我也是苦在心头笑在面上和他做着貌合神离的应酬。可是这个笑里藏刀的日本狗强盗——板垣就在第二天摆出阵势，把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万绳 都叫到大和旅馆，严命郑孝胥等向我传达他对我发出的所谓最后通牒。它的内容大致是：如果我不接受军方的要求，我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就要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
同时，我的所谓心腹郑孝胥现已在“新国家”未来“国务总理”的好饵下红了眼睛，于是便对我拿出了自从在北京清宫内和我初次见面那天起经过天津时代迄今为止，多少年来也没有拿出过一次的勇气做了向来所无的强烈胁迫。不过是，胁迫的方法，因为专对我的关系倒也简单得很，就是他看准了他所熟知我身上的一处弱点，狠狠地给我一下子，向我坚决地表示了：如果我拒绝了板垣的要求，他便扔下我一走。在这句话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对我“尚不失其诗人敦厚之旨”，但是隐藏在这句“敦厚言辞”骨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确实藏有相当的恐吓性的成分在内，因为这就等于暗示我说，如果你不肯乖乖地听话，那么今后你的生死安危，我“秃翁”就都不管了！在那千古艰难唯一死，贪生怕死的我说来，这种丢下不管的恐吓，自然是我最怕的一种威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