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我在当时所受到的愚弄欺骗，就如同是“周瑜打黄盖”一样，完全出于我的心甘情愿和自作自受，但是却使我从这一无可补赎的罪恶教训中，更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以利合，以利分”六个字足以尽之。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想利用我来实现它的侵略统治野心，而我则是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来达成我使清朝封建统治复活的迷梦。于是二者之间，便生出这样的结果来。就是说日寇用“利”字来作为钓取汉奸的香饵，汉奸则是为了这一“利”字，才自愿地上了钩。所以我对此的结论是：汉奸应该恨帝国主义者的祸害自己祖国与同胞，应该恨他的彻底坑害了自己，而不应该恨他在当时为什么要欺骗、玩弄自己。这纯粹是立场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对待这一问题，那就等于说，日寇如果没有欺弄我而真正帮助我复了辟（当然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这样干的）的话，那么，难道就应该感谢它吗？因为我联想到立场的重要，所以拉拉杂杂地做了以上的心理分析。
还有，当一九四六年，我从苏联赴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受审作证时，曾听说土肥原战犯当时在天津得到了我答应赴东北的诺言后，他曾立刻把这一消息用电报报告到日本的陆军省。从这里也可以完全看出日本的要利用我，本是早就预定好的一贯阴谋计划——早就决定好了的既定计划。同时还可以看出，我之所以走上背叛祖国、给日寇当走狗的这条罪恶道路，也是由于我的多年处心积虑，才会产生出来的罪恶后果。
十一、汽车厢底的“奇货”
当我会见了这个血腥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答应了这一万劫不复的卖身契约之后，我并没有把这件“机密大事”告诉我自幼的业师陈宝琛和一贯与陈做同样主张的胡嗣瑗，因为他们的持重审慎的主张，这时在我耳中听来，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悦耳了。我只是极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一贯热衷冒险、不顾一切的郑孝胥和他的儿子郑垂。足见我本是从心里愿意潜赴东北去干那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的。因为恐怕陈、胡二人从中阻挠，所以我才向那和我志同道合的郑氏父子去披心沥胆而悄悄协商“大计”。果然他们父子二位并没有辜负我的所谓“知人善任之明”，立时对我表示了完全赞成，于是就决定令郑氏父子和我一同潜赴东北。阴谋甫定，果然日本驻津部队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忠太郎便跑来和我商洽赴东北的具体办法。当协议妥当之后，他更谆谆地叮嘱我：
“此事千万不要让日本领事馆方面知道，因此必须首先瞒过院中日本警察的眼目才行！”
固然吉田并没有把非隐瞒不可的理由对我明讲；我在当时也未多问，但我现在想来，大约当不会超出下述的这一原因：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惯用的一套手段。为了顾虑他的政府立场，逃避世界人民的正义指责，所以才想出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愚蠢办法来。请想我自离开清宫以来，不论是在日本公使馆里，抑或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他们不都是一向把我放在手掌之内！甚至从北京到天津的脱逃，也是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实现出来的！他们这些年以来的处心积虑，甚至不惜搭工费力地把我当作他们的“药笼中物”，为的都是什么？还能说日本军部想把我从天津偷运到东北去，日本的当地总领事馆等机关单位会不赞成？这就和日本政府的堂堂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一九二七年公然地嗾使部下炸死了邻国的地方首领张作霖之后，只归罪于少数执行政府秘令而实际下手的负责凶手便算是了事一个样。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次也只是为了先放出“日本领事馆根本未曾与闻此事”的烟幕来，好给他们在事机败露时，预先站好了脚步。足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毒狡猾手段，是怎样可恨和如何可怕。
我于是就在吉田忠太郎辞去以后，更十万火急地把郑氏父子这一狼一狈找来，说日本军部现已和我约定好，今晚即派出一只小运输船，停泊在白河岸边等我。还让他们父子二人届时先到那里等候。然后我就在当天晚上，秘密溜进自己院内的汽车库，把那辆天蓝色敞篷小汽车的顶棚卸下，把自己的身子塞进顶棚和座位之间的后方空隙内，屏气息声地蜷伏着。于是就命人把这辆“空车”开出家门。因为这次干的乃是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连平日自家用的司机也不敢使用，并且还是在我先把身子藏在车底之后，才叫粗通此道的用人把车开出的。据说由于这位二流子司机的驾驶技术欠佳，几乎把这辆潜藏“奇货”的车子撞到大门之外的电杆上。当然伏缩在车中的我，在那颠簸震**之下，是需要相当忍耐的了。不过是，由于对此后前途的危惧不安已和痴心妄想错综交织在一起，也就顾不了许多，总算是尚未被谁发现，而把我——这个车厢底的“帝国主义奇货”载运到走向罪恶道路的头一个关口——日本人经营的饭馆“敷岛料理店”。
这时，这个吉田忠太郎也鬼头鬼脑地溜到“静园”大门口来巡风，当他看到这辆车子已经开出了大门之后，便跟在汽车后面“盯梢”。因为那些日子，正是日寇驻津的侵略军队无事生非地向我国当地驻军疯狂挑衅，发生了双方之间的局部武装冲突之后，所以双方都在严密地做着戒备。当日寇的侵略军兵士拦住了这辆汽车要进行检查时，吉田忠太郎便跑了过来，制止了这个兵士，并打开了堆在路口的障碍物，把这辆“空车”放了过去。
当这辆汽车开到那家日本饭馆之后，仍然是第一步先把这位技术不甚高明的临时司机支开，然后才把我从车底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在这家日本饭馆内，除了跟踪而来的吉田忠太郎，还有日本陆军军官真方勋大尉。他们二人便连忙给我罩上了一件日本军的军服外套，并把日本军的一顶军帽给我扣在头上。于是我这个乔装的日寇便和那两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恃无恐地坐上汽车，到了白河的约定地点。
到了那里，果然看到有一只小汽船在停着。当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舱中一看，看到郑氏父子以及上次在香椎浩平处曾经和我有过一面之识的上角利一并工藤铁三郎——即后来的“工藤忠”，日本浪人，清末时曾在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处当过“部下”，这次据说是由罗振玉打电报把他从日本特意约来参加这一阴谋活动的——另外还有大谷以及日本兵士二十余名和叫诹访绩的一名带队军士，都在那里等候着。我看到郑氏父子之后，心情才觉得稍稍安稳些。后来听说，在该舱内尚暗放有一大桶汽油，据说是日寇当局准备在事情败露无法脱身时，便在这桶汽油上点火，以便连人带船同归于尽，做消灭阴谋罪证之用。我在当时，是丝毫不知死的魔影已是暗暗贴在我的身后，尚和郑孝胥做着“滹沱麦饭”的幻梦呢！
关于“滹沱麦饭”的丑恶故事，容在下边再说，这一段“汽车厢底的奇货”丑史，暂且说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