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在当时我听了这样的消息，并看到了这样的信，这本是我曾经寤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又怎能不愿意去干呢？只是因为这样的事，乃是有关自己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所以才想在回去之后，好好思量一下，再和我的那些“智囊”细细斟酌商榷一番，然后再定行止。所以，我就匆匆回到“静园”（也是在日本租界内。我在此时已由“张园”迁到安福系亲日派——汉奸陆宗舆的租房内去住），赶紧请来陈宝琛和胡嗣瑗商议此事。结果是陈、胡二人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事，来得未免过于突兀；并且轻易应允，也未免过于轻率冒险。特别是他们二人都不相信罗所说的“日本将派军舰来接我”的话。陈宝琛的主要论点是，首先应该注重到我一身的安全，并且还沉痛地说：“去时容易，要回来时可就难了！”我遂听从了陈、胡二人的意见，拒绝了香椎等的要求。虽然这个香椎浩平曾又一次对我做了重申前谈的劝告，我仍然没有答应，再度加以拒绝。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有“办法”的。于是便在我的身旁，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连串所谓“恐怖事件”。
首先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汉奸赵欣伯——在当时我和赵尚不认识——的名片，给我送来了两筐水果。那位“送礼”的人把那两筐“礼物”交到我家用人的手中之后，便匆匆地走了。后来打开筐子一看，竟发现在其中藏有两颗炸弹。我当时恐慌已极，便连忙把此事告诉住在我家中的日本警官知道。他便立即用电话把这件“非常之事”报告给日本警察署，于是就跑来几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陆军军官，把这两颗炸弹拿去，说是将进行试验和调查。后来日本方面正式通知我说：
“据调查研究的结果，那两颗炸弹都是由‘东三省制造’出来的东西。”
“赵欣伯的名片”和“东三省制造的炸弹”，真是引起了我满腹的疑团：“这是和张学良方面的阴谋有关；这是和国民党方面要对我进行暗害有关……”疑惧交并的结果，除了越发依靠日本人，我认为实无其他出路可走。
其次是：过了几天之后，在我常去吃西餐的英国租界内，“维多利亚饭店”里的一个服务员，忽然给我家来了电话，忠告我今后再不要到这家饭店来吃饭，理由是：
最近曾有人到该饭店内四处询问：“溥仪到这里来了没有？”
这位对我颇有“好心肠”的饭店服务员，还“亲切”地附有“注解”道：“曾看到在这个人的衣服内，还带有手枪和短刀等凶器。”
在这篇观察尽致并形容得怕人的注释之后，他还不惜使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方法，斩钉截铁地把结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从张学良那里来的！”
我接到了这一“好意的警告”——也许应该说是“热情的忠告”之后，当然要吓得发抖了，当然又得求救于日本警察了。因为我在当时，既没有冷静考虑这一消息真伪的精神余裕，更不会有对此等事的起码常识，只是认定了这是张学良派人来暗杀我无疑。再把这件事和上次的“炸弹事件”结合起来看，我越发觉得张学良是不会容我再活下去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世界上哪里会有这样进行暗杀的笨蛋？首先，那样气势汹汹、满脸威风杀气地逢人便大声喝问某某人到这里来过没有？这岂不等于安心要打草惊蛇？其次是把杀人的暗藏凶器，放在使旁人一望而知的地方，岂不等于把一个大木牌挂在自己胸前，并且还在上面用大字标明“我就是奉命前来暗杀某某人的，敬请提防”一个样？恐怕在古今中外暗杀史上，绝对不会找出这样笨的凶手来的。还有，这件事的最后“杰作”之处，则是“那个人是从张学良那里派来的”那句结语，那更是笨得出奇和蠢得有趣的一个断语。我常想，恐怕这种超艺术的画龙点睛法，不但不会使被点上眼睛的纸上画龙破壁飞去，一定还会把那条被画得栩栩如生的龙，给点成一条瞎了眼睛的死龙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