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的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段过程，是比较短促的。因为它是在英美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和大力援助下，既击败了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又战胜了处在人民革命边缘的沙俄，并且又吞并了我国的台湾和朝鲜全土，更借着清政府的庞大赔款以及对我国的物资掠夺等，越发有了对我国大陆进行扩大侵略的可能性。像是那臭名千载的《廿一条》和那狗争食式地钻进我国青岛，以及那受尽世人唾骂的《田中奏折》等等，都曾是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满蒙政策”与后来更进一步的所谓大陆侵略计划预先打下罪恶基础的清晰蓝图。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二七年春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恐慌，从台湾银行起，一连串倒闭了十几家大银行。在这一危机刚刚过去之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经济危机，又袭击了日本全国，致使工商业的相继倒闭、破产，工人的大批失业，农民的大量挨饿受冻，成为席卷东瀛三岛的猛烈风暴。因此劳动人民反抗日本统治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者，便越发加紧了对我国的疯狂侵略。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便硬给制造出一个“柳条沟爆破事件”，出动了待机已久的侵略军队，袭击了我国沈阳。这时，因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对内采取了集中力量来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对外就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才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大力扶植、利用汉奸卖国贼，把长春、吉林等各重要地点，都相继踏在他们血腥的侵略泥靴之下，而开始侵占我东北的整个神圣领土。这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了暗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做讨价还价的互相妥协，以便纵使这条专门咬人的疯狗，去咬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不可告人的国际阴谋政策，所以就一方面派出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代表调查团”，到东北来做“实地调查”，企图把这块土地由日本独占变为国际共管；一方面又在默认暗许之下，容许了日寇对我国的肆无忌惮疯狂侵略行为。于是，当时的东三省以及热河省的全部，便都相继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殖民地了。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天津也发生了由日本帝国主义如法炮制出来的所谓“天津中日冲突”事件。据我在天津时所使用的人——祁继忠的目睹：在所谓“事件”发生的那天早晨，他在日本租界内，曾看见一个身穿中国便衣的日本人——仿佛像是土肥原贤二的模样——在大街上集合了一大批甘心给日寇当祸害自己祖国的汉奸，发给他们以买取民族良心的钞票和屠杀自己兄弟姊妹用的枪械子弹呢！
固然那次的阴谋颠覆活动，曾在当地军警的大力压制下，日寇未能得逞，但是处心积虑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没有甘心于那次的失败，仍在不断计划和鼓动着层出不穷的毒恶阴谋。
九、接二连三的所谓“恐怖事件”
当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据了我沈阳等地之后不久，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便派人约我到他的住处去谈话。当我进门之后，看到屋中坐有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和罗振玉在一起，经过香椎的介绍，才知道那个日本人叫上角利一，是板垣征四郎的私人亲信。这时罗振玉便把原为吉林省省长，在那时已经投降了日寇的大汉奸熙洽的一封信拿出来递给我看。内容大意是“劝我速赴东北主持大计”之类的无耻滥调。我正在持信沉吟之际，罗振玉便从旁极力怂恿我速下决心，答应熙洽的这一“为人民设想”的要求。并说，我可以不必多顾虑，如果我愿意赴东北的话，日本可以用军舰来接我，敢保万无一失等。香椎也趁势从旁劝我，应该赴东北去做主持。我遂向他们表示，容我回去好好考虑之后再做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