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当时的瑞典国皇太子曾到我国来游历，在北京的时候，他曾拜访了他所向慕已久的梅兰芳先生。而后他路过天津时，也曾说要到“张园”来见我。不料那第二次看梅先生戏所得到的“教训”，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所以我便把这种“来自师父”的封建量人尺度，从梅先生身上又量到这个瑞典皇储身上来。我就想，他以一国皇太子之“尊”，而亲身去访问北京的一个“伶人”，实属不知自爱已极。而这种不爱身份的人，现在又要来访问我，我若见了他，岂不是也会贬损了我的“声价”？结果是赏他以一顿闭门羹完事。
总的看起来，在这件事的起始时，首先是由于胡老先生的这一顿吵闹，不但是把我在当时好容易刚要渐次走近普通人那边去的一条道路，给一下子完全堵死；继而也可以说是，对于我那愈来愈和人民距离远的反动思想，确是由于胡的所赐，而起了火上浇油的效用；就是由于这种自视与人殊的反动思想逐渐抬起头来的结果，所以才使我最终走上了甘心去给日寇当“儿皇帝”的那条绝路的。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例中，不但可以充分看出“遗老”们对我的绝对坏影响来，同时也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我那反动罪恶思想意识的逐渐抬头和向前发展的经过概貌。
当我乍一回想此事时，还觉得自己过去的那种绳扎索绑式日常生活，未免有些可怜，但经过自我反省和分析之后，过去的种种，哪一样不是由于咎由自取，岂但毫无可怜之处，而且是着着实实地可鄙可恨哩！
八、“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件”
自从日本的所谓“明治维新”以来，其国内即由封建社会时代开始过渡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时代。不过，日本由于当时国内的种种实际条件，才使那逐渐抬起头来的资产阶级势力，在这一社会革命中，仅仅采取了和封建统治势力同流合污的妥协办法，而未能起有扫除封建残余的积极作用，于是就把那封建大地主“天皇”以次的封建余孽，也都一股脑儿地包容在资产阶级新兴势力下，所以就换汤不换药地在封建割据的遗址上，换上了“天皇制”的老招牌，而大踏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一八六八年，之所以要把一个十六岁的睦仁（即明治）抬出来利用为“明治维新”的招牌，就是因为旧有的、由封建藩阀——诸侯所操纵的地方分权割据的社会，它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了限制并阻碍当时日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同时，在当时国内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资本，已经在当时国内渐次抬了头。而当时商业资本所要求的则是自由贸易、发展生产和谋取高额的利润。所以阻碍这一前途的地方割据势力、重重叠叠的关税和封建锁国政策下的限禁对外贸易，则形成为当时新兴势力的死对头。更由于一八五三年美国舰队的侵入日本，打破了日本的封建锁国政策，所以，日本的政治、经济就不得不向现代的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方面，做大踏步地前进了。
所以说，“明治维新”这一新制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联盟基础上的一种东西。因此贵族才仍旧保留下巨大的土地权，仍旧维持着旧日特权阶级统治的所谓秩序。至于农民的革命力量，反倒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联合势力所压抑。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未因“革新”而消除，而且更把这种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互相结合在一起，致使这种双重的压榨力量，一齐落在日本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是更把当时所标榜的所谓“尊王攘夷”政治口号，也变成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天皇”制和向外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代用名词了。
例如，当“明治维新”的气势，刚一笼罩住日本全国的时候，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西乡隆盛，便第一个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的本质，放出了“征韩论”的侵略第一炮，但最终在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凶恶锋芒。于是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初步资本积累和国内自由竞争便搞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