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在和我结婚以前，就没短看过戏，所以她也是一个很喜爱京剧的“戏迷”。在和我结婚以后，在那和普通社会完全隔离的宫廷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随随便便看戏的自由，但她仍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通融办法中，时常利用留声机来过她的戏瘾。及至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没有那四四方方小“皇城”的从中隔阂——尽管“张园”里的生活，还不免仍有“与常人殊”的许多地方，但比起当日的宫中礼教束缚来，则确是会使人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所以，就在她的煞费苦心的布置下，动员了她的姨夫等，使其招请我们二人到日本租界的某戏院内，去看了一次好不容易才得以一饱眼福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不料偏巧冤家路窄，正当我们高高兴兴来欣赏梅先生的美妙艺术的时候，恰好在楼下池座里，那位道貌岸然的胡嗣瑗老先生，也正在自得其乐地听着戏呢。当他偶然一回头，看见了我和我的妻子等都坐在楼上包厢中也在看戏的时候，他便忘了孔老二“推己及人”“人亦乐其乐”的“恕道”，而把“只许我乐，不许他们乐”的独特片面大道理涌上头来。固然在当时，他并没有套用张飞的“闯帐”而来一个“闯楼”，但在第二天见我时，却对我大发其脾气。理由是：“以‘皇帝’而杂坐于众人之中观剧，实在有损‘天子’的尊严。”最后并对此自下结论说：现在我既是这样“有失君德”，足见这完全是他——所谓这帮“辅弼之臣”有亏“职守”之所致，所以他唯有对我引责求退，卷铺盖回家。尤其最令我难堪的是：他还提出了“应该对请我们听戏的——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致吾君于不义’的‘罪魁祸首’严加申斥以儆效尤”的难题来。请想一想，由于我妻子的请求，人家才既搭工夫又花钱地请我们去看戏，我又怎能在看完戏之后，忽然板起脸来反向人家大兴问罪之师呢？像是这种违反人情的疯子举动，即使我在当时，尚是一个与常人隔离有十万八千里，罹有极浓厚“皇帝迷”的重症患者，但也拉不下脸来做那在人情道理上绝对说不出去的事情啊！我不得已，只好是低三下四地向那盛怒之下的胡老头“赔不是”吧。除了赔礼认错，为了要彻底打消他的挂冠而去的那股牛劲，我就拿出了一件貂皮筒子来，作为旌表他“直言敢谏”之功的赏品。于是他才在名利双收、“回嗔作喜”的心情转换下，开始又来称赞我是一个“纳谏如流”的“明君”。于是这出平地风波的“辞朝”好戏，才无事闭幕。
自从我接到了这一次的严厉“教训”之后，一直到了现在，我还是“拳拳服膺”地保持着平生只看过梅兰芳先生两次戏的多年旧纪录呢。
至于我的妻子婉容，则是一直到她死时为止，也没有再看过一次京剧。
这固然是胡嗣瑗的反动封建旧礼教思想给闹出来的使人笑不得的大笑话，但是，从这件事情的经过中，却仍然可以明了看出，当时在我头脑中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是何等严重。如果在当时，我根本没有以皇帝自居的心，便根本不会去理睬胡的那一套封建书呆子见解，也就绝对不会把这样一桩根本平凡的小事情，变成为一件严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无理取闹。足见这件事是应该怪他，但同时更是仍然要怪我自己才是正理。
关于听戏的事，固然只能介绍到此为止，但是这一余波，却并不能到此算完，因为这种反动的毒素，一直是在支配着我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