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悲愤异常。尤其是在那敬先崇祖的旧礼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更认为这乃一件和我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了。同时，住在天津的那些“前清遗老”，特别是在我身边的那些封建残余分子，如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钟羲、铁良、袁大化、升允等，全都悲愤填胸地对我做了犹如吊丧一般的吊慰。还有散居各地，靠过去做官时掠夺来的人民血汗来过富家翁生活的“遗老”等，也都纷纷给我寄来不少供我修补祖先坟茔之用的经费，我就是在这种火上浇油、煞有介事的紧迫而凄怆的空气中，召集了可能出席的“遗老”等，开了一个应付这一事件的会议。结果是决定以全体的名义向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孙殿英的共同控诉，要求给孙以严厉的惩罚。
同时，我每日还在家中，摆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每日要举行早、午、晚三次祭奠，每天都有一帮封建余孽前来拈香行礼，一直到把坟墓完全重新修复为止，共闹了不少日子。每天真如同在办丧事一样，把整个“张园”都笼罩在悲哀凄惨的空气之中。我还对我家里人表示过，祖茔被掘，乃是我身为后世子孙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当我作戏般地关着家门发表了这篇声明之后，就在我的家属痛哭失声的声浪中，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帮衬作用，把这种悲壮的气氛越发加浓到饱和点的程度。还有人声泪俱下地向着虚空立誓说“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哩。
不但在我这里，每天这样装模作样地闹着，就是分住在全国各省的许许多多“遗老”，也都纷纷向蒋记国民党政府，提出非严惩孙殿英不可的强硬要求。
清东陵
在当时，曾一度听说蒋介石已派阎锡山查办此事。还听说即将对孙殿英进行审讯。不料过了些时候，这类的“喜讯”，又都一个一个地变成为使人感到幻灭失望的噩耗，因为听说蒋对孙已决定不予追究了。
当这样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当然是更要咬牙切齿地痛恨着蒋介石的了。从此，就越发激起了我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仇视；一方面，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见缝下蛆”，时常借题发挥地进行挑拨离间汉满民族感情的恶毒宣传；再加上在我身旁那些封建残余分子——“遗老”等，更都是有枝添叶，变本加厉地纷纷喷放出仇视共和、醉心帝制的反动大道理来；同时，更加上我那平素潜在于心的梦想开倒车的狂妄政治野心。于是就在这内外夹攻、互相影响的连锁综合毒素作用下，我越发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向了甘心卖国投敌的罪恶深渊！
我认为，这次东陵的盗掘事件，确是越发使我加紧了步伐投入历史罪恶泥坑里去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七、我的反动思想越发抬头
在我的反动思想中，最为主要的是什么？
像是在以前各项中所列举出来的，如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什么梦想要“恢复祖业”的政治野心，以及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反动阶级本质，等等，早已经一一做了择尤的暴露和相应的自我分析与批判，并且也不想在这里再去重复它。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想借着一桩比较突出的例子，证明一下我那始终以皇帝自居的反动病症，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和黑暗生活环境的向前发展而逐渐加剧的。
在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那种情形，只是我个人的一段可笑材料而已，可是从我本身说来，那还是一段不忍回首的悲剧材料呢。
我在前半生中，共总只听过梅兰芳先生的两次戏。头一次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端康太妃办五十岁整寿的那一天，我在清宫中看到的。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我在天津的时候，到剧院去看的。
看一两次梅先生的戏，这在一般中国人说来，当然不是一桩什么有关思想立场的重大问题。可是在我说来，则不那么简单了。不但和我的思想立场大有关系，甚至和我前半生的罪恶根源，也是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