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和其长子郑垂二人，在当时“遗老”之中，是被称为好大喜功盲进分子的。他们所坚持的反动方针是：积极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勾结，采取见缝就钻的方式，以实际行动来策划复辟的罪恶阴谋。
罗振玉则是独树一帜的始终一贯亲日分子。他素来主张专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依靠多方的拉拢、勾结，来达到想借日寇实力，来实现复辟的罪恶阴谋。
现在既是要把他们在当时的同床异梦派别关系搞清，我想再讲一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郑孝胥的政治野心，在当时那些人之中，可以算是最大。并且他的狂妄自负，也是几倍于一般“遗老”。他常自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不独羡慕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为人，并且还以中国的墨索里尼自居。
陈宝琛对郑的个人感情，虽然尚不算坏，但对于郑的狂妄自负，则大不以为然。他常说郑所说的话，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也时常在郑背后私下说：“苏戡（郑的字）倒不如改叫‘疏戡’（疏狂无用之意）还许恰当些。”
胡嗣瑗则是一个既偏激又顽固的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因之和郑氏父子的矛盾尤为深刻。他们之间，是经常互相轻蔑的。
罗振玉则是既和陈说不来，也和郑合不到一起，对于胡也是芥蒂很深。后来他离开天津悄然回到旅顺去住，不过却从来未和我割断联系。他到旅顺后和谢介石勾搭到一起，专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去做勾结，继续阴谋策动复辟的事情。罗对谢信任颇深，常拿出钱来接济他。谢有时也到天津来和我要钱，我也给过他几次旅费，叫他相机四出为我活动。
不过，陈、郑两派对于反对罗振玉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罗是一个只图私利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掮客。
至于我，对于上记诸人的看法，则是这样的：
对于陈宝琛和胡嗣瑗我比较信任，特别是和陈有相当长的历史关系，所以对于他的意见，一向都很尊重。但也有时由于他过于持重，特别是在和郑孝胥的对比之下，总觉得他有些暮气。
对于郑氏父子，在当时的信任是较深的。特别是他们父子的那种剑拔弩张、唾沫横飞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谈天论地态度，是颇有使我心折之处的。
对于罗振玉，虽然有时也很相信他，但因为经常听到别人对他的闲话，总是免不了既想利用他又有疑心他的地方。
在这里，我想附带着引用一个关于罗的例子。
我在伪满的时候，因为听说罗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铺（墨缘堂），经常以贩卖铜器、玉器、明器等等古董玩物赚了不少钱，有一天，便叫他把铺中的汉玉拿来给我看看。当我看了之后，却吃了一惊，因为他家的汉玉，竟没有一块真东西，完全是一些仿古赝造的假货。从这件事，也就可以看出他的贪图货利的本色来。
在这里，我还得再附带声明一下：我固然没有专门考证古玉的知识，但因为我过去在清宫中，曾看到很多的古玉，并且也由于我曾经很喜爱它，所以一看到假东西，便会自然而然地辨别得出，也可以说是由长期观摩而来的经验吧。
六、东陵的挖掘事件
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朝乾隆和慈禧的坟墓（都属于京东马兰峪东陵的范围内），被当时的地方军阀孙殿英——即孙魁元指挥军队给挖掘了，并把坟内的殉葬物品全部劫掠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