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中时，因为我身边既有很多古代医书，又有许多大夫和专供我用的现成药房，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地对“治病”这件事，感到有兴趣。对于那些艰涩难通的古医书之类，我只不过是在无事之时不求甚解地去阅览它，倒还没有给我以怎样的影响。后来因为得到了一部通俗易懂的《验方新篇》，不料它却坑害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看到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奇病异症之后，便引起了我想入非非，神经过敏，常疑心自己有病，愈疑心就愈害怕，愈害怕也就愈疑心，总觉得自己身上这里有病那里也不舒服，简直把我折腾得不亦乐乎。例如，有一次我手上长了一个小疮，我便自起矛盾地认为这确是“疔毒”无疑，于是便拿红线把手腕紧紧捆牢，一面就按照书上所载的专治疔毒症的“**饮”或是什么“护心散”之类，把药抓好煎服。也时常无缘无故地找大夫来看。我的汉文老师朱益藩颇通汉医医术，我更是尊他为“儒医”而经常找他给我诊治。有一次我觉得小腹有些痛，便认为这是“受了寒”，便在深夜用电话叫他快来，一方面更叫“内务府大臣”下紧急开“紫禁城门”的命令。像是这样一点小病便采用这种紧急求救的方式，也不止这一次，而是多少次地这样来做，既不论三九严寒，也不管三更半夜，只要是我的“疑心病”一发作，便总是这样迫不及待地去飞调他来。
我的那位朱老夫子，有一次竟给我开了一个“破釜沉舟”的猛方，叫我服用爆竹里的火药，并说这是专治受寒的。我虽然既怕病又衷心敬服我这位老师的高明医道，但是我怕死的心更强于怕病的心，因为我知道火药的厉害，所以这次没敢照方服用，更“福至心灵”地现出了“宁可牺牲别人，也要保全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色来，就命两个太监本着“君药臣尝”的儒家古训精神，先替我尝一尝这火药的滋味。后来这两只“替罪羊”齐声来报告我说：“吃了以后，肚子里难过得很。”因此我也就在“惜命”的前提下，把我那块“疑心病”算是暂时给压下去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觉得有时候喉咙中有痰，便又害怕自己要得“紧痰绝”，遂赶紧找来“太医院”的大夫给我医治。这位大夫在“望闻问切”的诊断以后，也就毫不客气地给我使用了祛痰剂的王牌猛药“礞石滚痰丸”作为药引，还配合着使用了不少的汉药药材，另外还让我喝竹沥水。就是在这位医生的猛攻猛打的治疗方法下，连续医治了约一个半月。
后来听人说，幸亏我身体平素算是不错，所以才经得起这种猛治，否则非把身体弄坏不可。
像是这样的事情，尚不只我幼时在“清宫”中如此，就是到了天津以后，以及后来在伪满时代的十四年间，我一贯总是在疑心着自己有病和不断地在中西药杂进下，过着“斗病”的生活，至于注射等，还未把它包括在内哩！
总之，在我前半生，凡是所到之处，随时都贮存着不少的中西丸散膏丹之类，差不多用不着赴街上去买，都能自给自足。尤其荒唐的就是有时当我找来大夫看病之后，经常把大夫的处方，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予以增减。甚或有时不问大夫就一面翻着药书一面自行医治，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一向都是如此。
七、我母亲为我自杀了
我从三岁起，就离开了我的母亲，一直到了我十一岁，我母亲才被允许一年进宫来看我两三次。虽然每次少则必住上四五天，多则八九天才回去，但是我对她的感情也不过普普通通，并没有对她感到什么特别亲热。因为我们母子二人之间的骨肉情分，早已被那冷如冰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一刀两断了。即使说尚没到一刀两断程度，也是被这段难以逾越的“君臣关系”铁墙给两下完全隔绝了。我母亲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死去的。而她的死，则是与我和端康太妃的争吵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