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像是我的岳父荣源和婉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所谓“迎亲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门很远的时候，他们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里的家门外，在人山人海看热闹的市民环睹之下，跪候着“圣旨”和“圣节”的到来。这种奴才心情，也是现代人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从这里还可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麻痹人的力量，实在是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坏黑白都能给颠倒过来。尤其是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漂流过来的人，抚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
六、宫中的皇帝生活琐记
辛亥革命以后，虽说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已被彻底推翻，但是在当时“紫禁城”的小圈子内，我仍旧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大家长。因为，在那小朝廷内，依然是我说了算。我一直就是在那种唯唯诺诺的声浪中，在那人莫予违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像是北京人所爱说的“纨袴习气”或是东北人所常说的什么“秧子脾气”之类，还都不足以拿来形容我过去的一切一切。如果想要形容得更确切一些，说我是个“纨袴之中的大纨袴”和“秧子之中的大秧子”，那倒还有些贴题。我现在想把我那过去的骄纵**的幼时生活，分期择尤地记述如下。因为，从这里不但可以找出我在那以后的病根所在，同时也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腐朽实质。这就是我不怕繁碎杂乱，特意要写出这项生活琐记的缘故。
（1）戏侮人的例子
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那专门给我看病的“太医院”中就有一百几十名的大夫。我对于其中的大夫们，差不多都没有见过面。因为每当我有病时，我总爱找“永和宫”端康太妃处的大夫给我看，因为那里的大夫都是过去曾在太后那里做过工作的人，比我这里的大夫要高明得多。
不过是，我虽不让我这里的大夫给我治病，但却时常把他们两个两个地叫来给我诊脉，既不是为了要考验一下他们的医道如何，也不是叫他们来给我检查一下身体的健康情况，我的目的只是要看一看他们长的都是什么样而已。
按照宫中的惯例，医生当给太后或皇帝等诊脉时，在病人面前要放一个小茶几，几上放置两个小枕头。病人就坐在炕上把自己的左右两手分放在两个枕头上。这时两个大夫便须分左右跪着各诊一脉。诊完一脉之后，这两个大夫便一同站了起来，彼此交换一下左右的位置，再跪在地上一同诊另一手上的脉，等到把左右两脉交替诊完之后，更须跪着不动，一同说明诊查出来的病状，然后才一同走出，共同开方。
我虽然根本没有病，但是这些大夫一来是看不出我究竟是否有病；二来他们都是“志在当差”，所以就不能不诌出一些不关痛痒的病情来，而且还得装模作样地共同开出服之无害的药方，这样才能算是差事完毕，一同退去。当然他们所开的方子，我是不能用的。这只是我在平日闲居无事，偶尔拿他们开开心罢了。我曾这样地叫过他们有十几次，每次都是两个大夫一起来，可是竟没有一次碰到过同样的大夫，足见在当时“太医院”内的赋闲医生是怎样多的了。
还有一次，我叫了两个大夫给我诊完脉以后，便命太监把这两位“御医”带到“养心殿”的“西暖阁”内，并从外面关上了门，因为，在“西暖阁”内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小房间，都是富有变化犹如“迷宫”一般的地方，于是，这两位大夫，便在东拐西转、左冲右突的屡次碰壁中，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最终在呼吁无门的情况下，忘却了自己的“太医”身份，其中一个竟致急得哭了起来。我听到哭声才觉得满了意，于是就让太监给他们开了门，把他们领了出去完事。
还有一天，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毓庆宫”的太监绰号叫“和尚”的人说：“你不把这块干狗屎橛子吃下，我就打你！”乃没有想到他真的从地上捡了起来放在嘴上咬了一口。我不但没有同情他的心，反倒认为他太“埋汰”，就从此不屑理睬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