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结婚的那一天，多年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大臣”“遗老”“遗少”之类，就如同惊蛰后的虫豸一样，都从冬眠中醒了过来，纷纷扰扰地来“上表称贺”，也有的把他们在过去所刮到的民脂民膏，也都“慷慨”地拿了出来，作为对我的“贺礼”，真是从图书古玩之类起一直到银圆金镑止，应有尽有，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从来未曾见过面的人，或未尝闻过名的人，也都从全国各地麇集到“小朝廷”中来，做了一次辛亥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朝贺”。
满族王公不用说，就是蒙古族王公等，也都不远千里而来参加了这次的“典礼”。
因为，这次前来“朝贺”的人数过多，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过去的官职等级依次排列起来，从“乾清宫”的所谓“丹陛”上一直排到“乾清门”外，在后半部的人，不用说看不到我的脸，就连“乾清宫”也看不见，只是在遥远的地方瞎磕一顿头而已。
就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为了我这一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在结婚前既派专人把一份厚礼送到婉容的家，另外还派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为专使，在陆军中将王恩贵、韩泽暐以及陆军少将和上校各一名的随同下，向我做了照例对外国君主之礼的正式贺礼。
这时各外国驻我国的公使以及馆员等差不多也全来凑个热闹，纷纷以观礼和祝贺为名来看中华民国时代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那几天真是把整个的北京城给闹得乌烟瘴气。虽然在当时，也有不少远见之士，认为在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之后，这个“小朝廷”反倒一天天嚣张起来，竟致不安分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但是在当时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势下，也只能皱起眉头叹息一声道“这样岂不有些喧宾夺主，实在太不像话了，太不像事了”而已。
一方面在我结婚典礼中，也是铺张得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一天不但是在“神武门”上彩棚高扎，警卫森严，就是在“神武门”附近也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就是在当时的“北上门”（现在景山公园正门）内也有很多武装军警排列待机。同时，还有临时派来的岗哨几步一岗地在马路上持枪警戒。无怪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上，会发出了“……这些站岗兵，仿佛是一种陈设品似的。或者因为苦人太多，怕闹事？故特地叫来弹压亦未可知。”的疑问来了。
结婚仪式的具体经过：
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为“淑妃”妆奁入宫。
三十一日丑时“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午时为“皇后”妆奁入宫。
同时，寅时“皇后”入宫。然后行“皇后淑妃的册立礼”。
二日我和我妻子（淑妃在当时由于嫡庶的关系，她却无权参加）一同到景山内的“寿皇殿”向历代祖先行礼。
三日午时我在“乾清宫”受贺。
从我结婚的第二日起，接连在“重华宫”中“漱芳斋”演了三天戏，当时在京的有名演员，差不多都被邀参加。
这便是我结婚的全部经过。
（2）当时的几项琐记
皇帝的结婚在当时叫作“大婚”，定亲叫作“纳采”。在拜天地之后，尚有所谓“册立”之礼。皇后所坐的花轿叫作“凤舆”。娶亲的叫作“迎亲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为“庆亲王”，副大使为“郑亲王”。他们都穿着清代旧日礼装，手中执节，如画中苏武所执的一样，骑在马上，由宫中捧着所谓“圣旨”，在中华民国政府所派来的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队马队、保安队马队的簇拥保卫下，向婉容的住宅进发。更有两班军乐队走在前面。后面是黄缎银顶轿一顶。其后还有无人乘坐的三顶黄缎银顶车。此外还有包括龙凤旗伞和鸾驾仪仗共七十二副，后面还有四架黄亭，其中装有印玺和“皇后”礼服之类，还有宫灯三十对。其中最鲜明而又滑稽的对照则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饰的所谓“清室官员”，又有中华民国政府派去的穿戴着军警制服的人员，既“严肃”又“和谐”地在首都北京大马路上并肩走着，如果是在现在的人看来，除了做梦，是再也看不到这种离奇现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