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当过中华民国成立多年之后的清室内务府大臣的金梁，当然在这“遗老大至，王公咸集”的“小朝廷庆典”中，绝对不会少了他的这一份的。不过是在他随众跪拜如仪，礼成退下之后，他却不甘于在磕完一顿头之后便平平凡凡地登车回家，而想要特别显露一下他的“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地方，于是便在那挤得透不过气来的楼下小会客室中，放声干号了几声之后，分开了目瞪口呆的王公大臣，掩面匆匆走去。如果是表演到此便算是闭幕的话，那么，这位金大臣所扮演的这出“哭朝”好戏，也只能算是演了一半而有“功亏一篑”之嫌，所以他就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这出“哭庙”的始末缘由和自己的“肝肠肺腑”，都在《顺天时报》的文艺栏中，以金梁的真名实姓，投了一篇“五言古”的诗稿。诗的原题现已不能记忆，只清清楚楚记得其开首的四句：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
虽然这四句，只能算是这首诗的一个冒头，未能以“一斑”而概“全豹”，但我认为在这四句一共二十个字中，也已经足够描绘出这位金息侯老先生的整个反人民而甘为一姓家奴的没有出息的形象了。他不但没有出息，而且还很卑鄙与狡猾。因为他那首登在日本帝国主义机关报上的诗，不但可以给他的“哭朝”好戏，添补上一段带有所谓“艺术”性的“很好”尾声，还可以把他的“耿耿孤忠”传遍他们的“士林”，甚至海外瀛寰哩！
此外，我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我二十岁整生日的时候，芳泽夫妇和日本公使馆参赞以及武官等都曾来向我致贺。这还不算数，芳泽还“慷慨”地把他楼下自己专用的大客厅腾出，临时借给我做“坐朝受贺”之用。虽然在该大厅中央，也不是“宝座”，仍是以一把普通椅子暂供我坐，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高踞其上，坐受那帮封建余孽的“排班罗拜”。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既是这样“体贴照顾”；而列位王公大臣对我又是如此“未能忘旧”，那么那位曾给英国公使“拉纤”未成，致使我成为日本公使馆中“嘉宾上客”，而悒悒于心的庄士敦先生，当然也决不肯示弱于人而甘拜下风的了。于是他便大掏自己腰包买来了不少西洋点心和洋酒之类，而且还替我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等，在日帝的魔窟中，为我大办“二旬正寿”。不但是杯盘狼藉地闹了大半天，我还收到他们很多的寿礼呢。
就是在平日，我在日本公使馆中的“寓公”生活，也并不感到怎样凄清与寂寞。除了和近水楼台的日本人时做往还，庄士敦也曾带我到其他各帝国主义公使馆去做访问。英国公使也曾招待过我和婉容以及陈宝琛、郑孝胥等共进午餐，等等。在当时，我还觉得这种火山口上的生活，比起紫禁城内的宫中生活，还怪不错的哩。
四、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回忆
我从三岁起，就一直过着“深居九重”的宫廷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有随便走出警卫森严的紫禁城，而到市街上去开开眼界的机会。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我十七八岁以后，偶尔在车队鱼贯跟随的大排场下，到我父亲、岳父、老师或叔父家中，或是到颐和园之类的地方，去做那难得的访问和难得的游览。至于北京的市容是怎样，北京街道是土马路还是沥青路，什么店铺在卖着什么东西等，我一向是只有耳闻并未目睹。因此我就常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非得到北京市内各处看一看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