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日本兵营见了竹本以后，不大的工夫，日本公使芳泽就来了，于是就把我“殷勤”地接到日本公使馆去住。芳泽还对我故弄玄虚地说，对于我住在日本公使馆，必须向他的政府拍电报告之后，听候正式指示。过了几天之后，他又故意郑重其事地对我买好道：“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对你避居日本公使馆的事情，正式予以认可，并承担对你的‘保护’。”其实，这件事，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一贯包藏祸心谁不知道？它那种假惺惺的态度和它那既得便宜还卖乖的行为，谁还能看不出？况且我国当时各种报纸，真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家不对日帝的野心与阴谋，做义愤填胸的笔诛墨伐和痛快淋漓的揭发暴露。只是我和那些遗老之类，由于始终是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所以才在“痰迷心窍”的不治症状中，不但根本看不出它的毒谋辣手，听不进祖国人民的齐声怒斥和大力警告，而且还处处害怕人民，和人民相远，而专门想认贼作父，和自己祖国人民作对到底。这就是只顾自己眼前的所谓一己私利而置一切于不顾的反动阶级本质在作祟。足见这种反动阶级本质，它是怎样能够毁灭一切的可怕东西，可恨东西！
三、日本公使馆里的“小朝廷”
那个芳泽公使不但是义形于色，他把他自己所住的三间房子腾出让给我住，他的妻子也为我抛弃了她那公使夫人的架子，亲自出来照料一切，并“彬彬有礼”地接待我。
芳泽谦吉也和《顺天时报》采取了一致的论点，对我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还另具深心地对冯玉祥将军的这一站在人民立场的正当行为，做了歪曲。他的目的是什么？不问可知，挑拨、拉拢、买好、卖乖样样俱全。可是在当时，这个早被反动阶级本质给支配得服服帖帖的我，不用问，当然是认为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后来，芳泽把另外一所小楼房整个腾出来供我和我的家属住。于是在日本公使馆中，又逐渐具备起具体而微的“小朝廷”面貌来了。在那所小楼房中，既有过去曾在“清宫小朝廷”内当过“侍卫”之职的宗族人等轮流“值班”的专用房间；也有特为那帮遗老——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杨钟羲、袁励准、朱汝珍、柯劭忞、商衍瀛等做聚议协商之用的特设房间。此外，还有男仆十余名，太监三四名，老妈、使女并厨房工作人员等的居室……“小朝廷”的空架子，又算是在日帝势力范围内重新搭起来了。
既然在日本公使馆中，许可我“开疆辟土”成立了一个又小了一号的“小朝廷”，那么，所谓的皇帝排场，自然更需要努力恢复并继续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一点，倒是颇能“体贴入微”和多方“赶来凑趣”的。他们也居然都板着面孔，同样“皇帝”和“皇后”地叫着。
日本帝国主义者尚且对我如此，那些王公、大臣、遗老，自然更是不肯落后而感奋兴起地麇集在我的周围了。他们依然是和在清宫时一样，“臣”和“奴才”不绝于口，磕头礼拜不绝于目，“小朝廷”的威风煞气依然如故地存在着。所不同的，只是把紫禁城的地点，移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里罢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春节）那天，我还是在我当时所住的楼上小客厅内，紧靠着南墙——因为房间虽小，还要保持“天子南面而立，臣庶北面而朝”的体统——摆上了一个“略式宝座”——普通的洋式椅子，而高坐其上受着曾经一度中断现又恢复过来的三跪九叩的“大礼”。虽然房小人多，不免使多犹过江之鲫的衮衮诸公暂受些拥挤之苦，而且也把“咫尺天颜”弄得更缩近了不少，但也因时制宜地采用了“多分批，少挤人”的权宜之计，解决了当时“朝贺”上的技术安排困难。不过是，在那“依稀风景似当年”的、差强人意的“元旦庆典”之中，却发生了一件使唯心论者皱眉摇首的——所谓“小煞风景”的“干号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