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一，共产党散布传单和平民自治歌，又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各几万张。初二，西方报纸说，冯玉祥将要采取第三次围攻北京的行动。皇帝召我去谈话，而且叫我赶紧另找房子搬出来。初三，陈宝琛和罗振玉来，秘密地谈了一些情况。陈说：‘非常紧张！’于是我们就决定请皇帝住进德国医院。当日午饭后，我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去，在鼓楼遇见陈的马车，车上的人告诉我：‘皇帝已经到苏州胡同去啦！’这样我就赶到苏州胡同，没有见着人，因此我又到德国医院。上了楼，我看见皇帝在窗下徘徊，只有陈宝琛一个人陪着。陈对我说：‘庄士敦已经到荷兰使馆、英国使馆接洽去了；张文治也赶紧报告醇亲王去了，都还要回来的。’我就请皇帝住进日本使馆。皇帝命我先跟日本使馆方面的人谈一谈，于是我去拜访竹本，告诉他皇帝已经出来了，就要来啦。竹本跟他们的公使芳泽谦吉一谈之后，对我说：‘请皇帝自己决定他的行动吧！’这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黄沙蔽天，几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回到德国医院，恐怕用汽车不听使唤，商议请皇帝坐马车；又怕医院门前人多嘴杂，于是叫人把马车拉到后门口，一个德国人拿了钥匙跟了去开门，一个护士领着皇帝下楼，开后门，上马车。由我和一个童仆陪着皇帝乘坐。原来从德国医院到日本使馆有两条路，都有一里多长。一条是从东交民巷东口往北走，一条是往北先经过东长安街，再往南走。我大声关照马车夫道：‘再到日本使馆去！’马车夫贪图往北走的那条路近一些，于是赶着马车过了东长安街。这时皇帝吓得叫了起来：‘街上很多中国警察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可是马车正在飞快地奔驰着，已经来不及掉头。我说：‘没有多远的路，谁能知道马车里会有皇帝呢？请皇帝放心吧！’等到马车从东长安街往南拐，我又对皇帝说：‘这里已经是使馆地界了！’这样我们就进入日本使馆。竹本、中平两个日本人，把皇帝迎进日本兵营；跟着陈宝琛也来了。当我们的马车走过东长安街的时候，大风又刮起来了，飞沙走石，马车几乎都没有办法前进一步了。我们在昏暗的光线下走进了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皇帝说：‘醇亲王府只知道我是去德国医院的，庄士敦、张文治一定会到医院找我的，最好通知他们一声。’我于是又到医院，这时醇亲王载沣等人都已经到了那里，就请他们一同去日本使馆。来探望皇帝的大臣也有几个人。皇帝命我去通知段祺瑞，又命张文治去通知张作霖。于是我回家写了一封信给段，叫我的儿子郑禹亲自送去。到了夜晚，风停了，满天星斗。我的儿子郑垂、郑禹带着点心、水果到日本使馆去，献给皇帝享用。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把他自住的三间房子，作为皇帝的寝室。这次侍候皇帝的童仆是李体育，十四岁。马车夫是王永江，助手名叫王小龙。”
他那两首诗和这一篇日记中，处处都表现了他的一贯敌视祖国人民的反动思想意识，也充分表现了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狼狈为奸的内幕概况，还表现了他那迷信天命的顽固思想和甘为“一姓家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也把我在当时的害怕祖国人民群众和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卑贱丑秽嘴脸，一齐暴露无遗。就是后来到了天津，以及最后到了东北当了汉奸后，我和他们的卖国奴嘴脸，也都是可以由此类推，看得一清二白。所以，我认为抄录上记这些东西，正可以拿它们当作一面“照妖镜”来看，可以让那副在过去见不得人的嘴脸，从这些自供中，自己把自己刻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