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断绝了醇王府和外界一切交通的头一两天，是找不到什么反动迹象的，但在恢复了和外界的联系以后，我那几位老师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便陆续赶来见我。有一天，郑孝胥竟把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一个换上了便衣的武官和一名日本医生带来见我。并叫我借口有病，以必须赴医院就医为名，第一步先脱离我父亲的家，第二步便可以把我送到日本兵营内去住。并力说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我的一身“安全”，才能免遭冯玉祥的“毒手”。但是自我父亲以次的家属人等，都反对我这样做，认为这是一种盲目冒险的行为。他们的意见是：住宅周围都有“冯军”把守，各门口更是监视森严，另外在附近还有好几道岗哨线，如果贸然出去，遭到阻止反为不美。特别是如果藏藏躲躲而被查出，那就越发自找苦吃了。还有一种意见是：如果在我脱出以后，冯玉祥向他们要人，他们又怎能负起这一重大责任？我也认为我家人的这种意见是稳妥的。尽管我在当时心中也很不安稳，但也认为这种“孤注一掷”的方法过于冒险，便没有听从他们的劝诱，而使郑孝胥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计划的第一步没能立时实现。
这时，日本方面的机关报——《顺天时报》也别具肺肠地写出了一连串对我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文字；还极力对冯玉祥将军让我“出宫”的这一事实做了歪曲。例如，故意使用“逼宫”之类的煽惑性字眼，并编造出“老太妃流血殉清朝”等的无稽谣言来。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国一贯使用的阴谋毒计，为了要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便无孔不入地在等待着，并制造着往里钻的机会。他们是唯恐我国不乱，唯恐我国各族人民能够团结，所以他们不论何时何地，决不肯轻易放过所有一切可乘之机，真是时时刻刻也没有忘掉挑拨、离间、拉拢、**等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大力培植、利用民族叛徒这件事，更是他们处心积虑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阴谋诡计的矛头，整个地指向了我。
跟着罗振玉又走来告诉我，说他已到日本兵营见了竹本大佐，曾求他设法保护我一身的安全，并居功地得意扬扬对我说，竹本已经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还说，竹本将派几名日本宪兵，时常骑马到我父亲家门口附近巡哨，如果发生将对我有什么不利的情势时，他们便可以立即向日本军队长报告，他就可以临时派兵出来干涉，而把我接进日本兵营去。当我听到了这一专门以外人为靠山的可耻消息后，还觉得“赖有此尔”而心安意得哩！
不但帝国主义分子曾对我这样“热心关切”，就是封建军阀——奉系的张宗昌，也在醇王府的“大管事”喀拉莽阿（张文治）的掩护下，穿上便衣化名为“李大夫”来见我，表示了他对我的“关心”与“同情”。
不久，冯玉祥的军队便撤去了，只留有警察在门外站岗。这时，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以及庄士敦等更是争先恐后地不断到我这里来，并极力对我讲：住在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并劝我不如趁冯玉祥军队撤去的机会，赶快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结论是：唯有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域内才能“安全”。他们的这样主张，当然是最能合我心意的，于是我便和陈、庄秘密商议，最好先要瞒住我父亲和其他家属而悄悄从这里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