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亲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于仁爱，教本所重在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宿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和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诏书”的出现，也是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易得知的内幕情形的。
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游历了京都、大阪之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上船回东北时，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后又改为伪国务院总务长官的远藤柳作就告诉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于日本的感谢，并须把这种精神昭告于“全国人民”。当我回到了长春之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吉冈安直，便也来替我出主意道：“在这‘诏书’里面，应该添上‘依存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并说：由我这样地亲笔增改这篇“诏书”的价值更增大了。我于是就在“从命如流”的一贯老态度下，亲笔把上训三项写出，交与郑孝胥看。当然郑孝胥也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只表示了“依存”二字不太像中国话，因而把它改为“依赖”二字。于是这篇由日寇示意，由郑起草，由我增改的伪“回銮训民诏书”便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先安排、适时导演下，和在我同郑孝胥的同心默契下，以毒害我东北人民的妖符魔咒形态出现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我去访日？为什么要那样地招待我？为什么会在我决定访日之后，因为我听了某“遗老”传过来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赴日本时，关东军方面和郑孝胥等，会着急得不得了，而非要说服我到日本去一趟不可？为什么在我还没有离开日本的时候，日寇当局就使远藤柳作立即对我提出了在“归国”之后，非颁布一个表示感谢日本的伪“诏书”不可？为什么在我刚一回到长春，就让郑孝胥连忙地把那篇伪“诏书”的底稿拟了出来？为什么在五月二日就那样迫不及待地把那篇伪“诏书”发表出来？为什么吉冈安直非要由我之手在那篇伪“诏书”中添上“依赖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并“一德一心”的字样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