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时候，婉容对于文绣的关系，以常情来说，当然是不会和衷共济来过那相安无事的生活的了。因为这本是人情之常，丝毫不足为怪的。于是就在她们之间的貌合神离和钩心斗角的情况下，也逐渐影响到我对于文绣的感情。所以我就和文绣日见疏远起来。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住的地方去。后来到了天津，这种有薄有厚的情形，也就更加严重起来，因此，当时文绣的处境确是很痛苦。有一天，恰恰因为某一件小事，婉容便误会文绣是诟骂她，于是就要求我各派遣自己手下的用人，郑重其事地到文绣处当面进行“奉命斥责”。文绣受此不白之冤，便要到我住的房间来，向我当面诉苦。而我却狠心地给她来了一个拒而不见。同在一个家庭之中，同住一幢楼房之内，竟会形成咫尺千里般的人为隔绝，真是在现代人的头脑中，所不易理解的怪事。这就是万恶的封建专制制度，把人与人，甚至把夫妻间的感情，也都会连根毁掉的一个实际例子。不是从那个旧社会的不合理、不近人情的制度中度过来的人，当然要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了。因此，致文绣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便下定决心脱出了这座“家庭监狱”，到当地法院，提出了同我离婚的请求，结果是我给了她若干赡养费，便算是和她正式离了婚。现在想起来幸亏她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的一个起点。
淑妃文绣
此后，婉容固然是在当时，总算是得到了所谓“胜利”，而拔去了她所认为的“眼中钉”，但是我对婉容的感情，反而一天坏似一天，到了伪满的时期，婉容终于和我的家中用人，乱搞起恋爱来。当我发觉了这一事件之后，本打算和她离婚，但是日寇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竟蛮横地干涉到我的个人家庭事务上来，他居然表示了对于我的离婚不能同意。而我这个惯于对家庭中人横眉立目、唯我独尊的专制者，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一颦一笑，总是奉命唯谨，无敢或违。结果是既然不能——也就是不敢离婚，便只好和她也去过那——和文绣所尝过的那种咫尺千里的冷酷家庭生活罢。我不但从此以后，更不去搭理她，并且还严命她周围的用人，须担当对她进行不断监视的任务，事无巨细，都得随时向我报告；就连她的生身父亲（荣源）、哥哥（润良）、弟弟（润麒），也都在我的专制**威之下，不许和他们的骨肉亲人见一面，因此，致使她在这种家庭地狱的悲惨环境中，过了十几年的痛苦生活。直到伪满垮台为止，她只能拿吸食鸦片当作唯一**的良伴。“八一五”以后，她虽然也和东北人民一样，前后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无如病势已深，终于病死在哈尔滨而了结了她那极其不幸的一生。
是的，在当时我的家庭生活，确是一贯冷如冰的，确是很使我感到了寂寞与空虚。但是拔本塞源来分析，这都是谁的责任和罪过？
专怪她吗？不能够。专怪我吗？固然这些不幸的发生，都是由于我的事事光顾自己，丝毫不肯替旁人着想而起，以致终于使她饱受精神上的折磨而死，但同时，我也是万万不能忘掉过去的万恶封建坑人制度。使文绣和我离异的是它。使婉容终身抑郁以死的也是它。使我在前半生中，不但饱尝了“家庭地狱”的冷酷无情滋味，并且还把我变得既自私自利又冷酷无情的也是它！
我当然永远不敢忘掉我前半生的一切错误和罪恶，但我同时，仍要重复地说：我同样也忘不了导致我种种不幸和一切罪恶的“万恶之源”——封建专制制度！
二、第一次访日的丑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