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行伪帝制？
这也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也就是须从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两方面说起。
过远的不用说，因为本来是自从我初懂人事起，就深深中上了积重难返的所谓皇帝迷。后来固然是好容易才借着日寇的侵略势力，爬上了“准皇帝”的伪“执政”椅子，但总仍然觉得不大过瘾，总还想要重温一下真正黄袍加身的顽迷旧梦。
固然在当时，也有熙洽、郑孝胥、罗振玉等一帮老反动家伙，为了要把我的这把伪执政交椅，变成为一个伪皇帝的宝座，曾费尽了他们不少股肱之力，可是在这帮汉奸的所谓全能主宰——日本帝国主义的绝对压力下，任凭这群忠贞有余然而力量毫无的反动封建余孽怎样盼望、怎样呼号和怎样奔走，结果仍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仍然是不会生出怎样反响的。当然就更不用谈什么效力的了。例如熙洽就曾在伪政权成立后的第二年，觉得我始终没有当上伪皇帝而心痒难熬起来，于是便嗾使他的心腹喽啰林碑等纠集了所谓奉、吉、黑三省的前国会议员四五百人，冒冒失失地在长春市某小学内，开了一个假冒民意的请愿实施帝制的大会。这在殖民地内，不得宗主国当局的事先许可，而凭空聚众开会，当然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所以就在这群冒牌人民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盈庭之际，就遭到了日寇宪兵的到场阻止，因而这出自欺欺人的丑剧，也就毫无结果而各作鸟兽散。
而这个望帝制如大旱之望云霓的我，当然不会死去这条拼命往金龙宝座上去爬的所谓雄心的。固然明知大非易事，但仍是在明知不易办、情急且试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能下，就使那个曾为日本浪人，在当时身任伪执政府“侍卫处长”的工藤铁三郎——因为我在当时，竟认为这样的人是忠于我，于是就与他改名为“忠”的工藤忠，赴日本去见那对我曾有过灵验的南次郎，并谆嘱工藤不要把我的名字抬出来，而是要用见机而做的投石问路方法，暗中刺探一下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中的铮铮佼佼人物，对于伪满的实行帝制，是否认为还有可能。同时我还恬不知耻地告诉他：还可以抓紧机会暗中对那帮“东京上国”的“汉奸司命之神”，做一些当做的侧面或幕后的运动。
后来，日寇关东军的参谋长小矶国昭，不但曾向熙洽表示过帝制未尝不可为，但时机尚未成熟的“明谕”；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又正式通知当时的伪国务总理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伪“满洲国皇帝”。
既然为了侵略，一贯无孔不入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承认我任伪“执政”时，曾捞到了很多的代价，那么，对于这次承认我去当伪“皇帝”当然也是同样不肯丝毫放松相当代价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日寇想更借此进一步来巩固它的殖民地血腥统治。例如和伪帝制接踵而来的所谓第一次访日，和由此而出现了的“一德一心”的公然表面化，以及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加强日寇统治势力等，便都是那次所以承认我当伪“皇帝”的代价。
我在得到了日寇正式承认的“宠命”以后，便于该年的三月一日，在菱刈隆等的“莅临”之下，在当时所谓的“新京”，向着临时用黄土筑成土坛的——所谓“拟装代用”的天坛，举行了“先告天而后即位”的、自以为颇属隆重的封建古礼。我在当时，更不惜费尽力气，把一些由东拼西凑而来的清代皇帝礼服等，好好歹歹地装扮起来，演出了一次——仅仅是穿戴了一次的宿愿克遂的所谓平生第二次“登极”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