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死猪肉，猪吃死人肠，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彼此莫相啖，莲肉生沸汤”等之类。
总之，一句话，在当时，我几乎认为吃肉，简直就是一种罪孽，甚至迷信地认为自己所吃的猪肉，就可能是自己死去的亲人今世托生为猪的肉。所以在当时，在我的食桌上，差不多嗅不到荤腥的气味。
我那时对于厨房的工作员也是极端苛刻的。经常是像防贼一般防范他们赚我的钱，除了使用比较亲信的仆从，对于上市买菜的人，做特务式的秘密跟踪，有时还用间接补助的方法，向我的弟弟妹妹们打听：你们买一只鸡是多少钱哪？或是你们买一斤鸡蛋得多少钱哪？等等，并且给予这些厨房工作人员的工钱，也是限定在很低很低的框子内，特别是在伪满末期物价飞涨的时期，我所付出的工资简直还在一般普通工资之下。不但如此，除了在给我做饭做菜时，经常派人去监视他们的清洁状态如何和严稽其有无轨外行动，每当我认为所做的菜不很可口，或是有什么不洁之物混在菜里时，便一声令下：罚某人某人几块钱。当然在这种罚款的数目来说，既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什么法的根据，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冲口说出几个数目字而已。由于这种凭我喜怒的罚款，是时常有的，虽然也有时因为某某做的菜很不错，而得到奖金若干的时候，不过是，遗憾得很，总是奖的时候少，罚的时候多，结果仍是固定在罚不敷奖的状态之中。但是过去的那些位大师傅，也差不多摸着了我的脾气，他们并不以受罚为意，也不以每月挣钱少为忧，因为他们是自有弥补这一漏卮的比较有效方法的，那就是，他们可以时常利用“请愿”的方法，通过在我身旁的使用人的嘴，编出一些理由来，向我请求补助，在当时把这种“请愿”叫作“求恩”，我对于这一点，倒是差不多有求必应的。这也就是工钱既少，罚款又多，规矩又严，监视又紧，而他们尚能勉强和我相安无事的原因之一。
除了我当时的饮食起居确是处处与常人殊，还有一样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的嗜药成癖了。这种所谓嗜癖，并不专专限于服用一方面，而是更兼有聚集收藏之癖的。在长春虽然已经没有像北京清宫那样的御药房以及太医院之类，但也有我自用的汉药柜和西药库以及儒而兼医的老侍医和一呼即到的所谓西医给我做着日常的伴侣。在我的那个汉药柜内，不但是把差不多的药材都准备得齐全，几乎每次抓药时，都可以用不着出门到汉药铺去买，就可以供我随时的受用，甚至在伪满末期，普通药铺的缺货如犀角等等，我都是绰有余裕，无须担心。至于西药，不论是内服、外用，或是注射等等，也是应有尽有，丰富异常。特别是德国“拜耳”的药和日本的药。我就是这样以兼收并蓄死藏为乐的。
在我服汉药时，不但是自己经常擅于改窜大夫所开的药方，甚至还有自开自饮和给别人硬开药方的时候。对于西药则主要是专靠德国拜耳药厂所出的小册子，来作为掌握西药的最主要根据，对于医生的意见，反倒把它列在聊资参考的地位。并且我还打破了一般人所常爱说的恨病吃药的范围，而是进入了无病吃药的特殊范例之中，光是注射荷尔蒙就是一天一针地注射了不计其数。至于帮助消化，健体卫身的药，更是几乎无日或离的了。
总之，在当时药类对于我，就几乎同我每天不能不吃饭、不喝水差不多，它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能离开的必需品之一。
此外，我还想把我在当时的生活之中，最为愚蠢得可恨同时又奇怪得可怜的一个突出的实际例子作为本项的最后介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