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是，日寇对我尚算“开面”，把关在日本宪兵队的伪“护军”放了出来，于是我就抱着斩马谡的心情，以行政处分的形式处分了佟济煦，撤换了一个伪队长并把那些“肇事”的人全部驱逐出“境”，才算是把这件事勉强平息下去。
事件固然在表面上，总算是以我这方面的屈服而告终，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是一步紧似一步把对于我这个唯一的基本武装小团体做了再接再厉的进攻。结果是不但把队里的步枪之类的武器全部收缴了去，而换上了仅够支撑门面的为数有限的手枪，并把这个陆军式的部队编制也给改变为纯伪宫中警察的组织，最后索性把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也给换上了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不仅如此，连士兵也逐步替换了新人——他们认为可靠的人。
（3）我当时的日常生活
在我乍一尝到当傀儡头子的滋味以后，固然还认为不如当专制皇帝过瘾，但由于饥者易为食的心理上的关系，也还觉得“慰情聊胜于无”而有些勃勃的兴致。同时在伪满初期，还有许多溜须捧盛的汉奸伪官吏能够随时地来见我。因此，我尚能每天从早晨九时起，便由我所住的缉熙楼到勤民楼去勤勉一次。可是后来，情况变了，我受日寇、特别是吉冈安直的限制，所以后来除了每周定期的伪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向我做报告，那些溜须捧盛的伪官吏便不能随便来见我了。所以除了在每次所谓正式接见和“特任式”，并关于一切所谓典礼上的重要事情，我对于勤民楼的兴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而也就以歪就歪地大倦其勤，同时也逐渐对于睡早觉就相对地感到了兴趣。后来索性不每天到勤民楼去“尽勤”了，反正是到那里去，根本也就是一种形式，什么办公不办公，只要能按照日本关东军所决定的事项，由它所派来的高级腿子——吉冈安直，把他写在纸条上的话照方抓药似的念一遍，就算尽到了头号汉奸的职责。此外，对于“火曜会”（详见后篇）所给内定的，更由伪国务院和伪参议府所通过的伪政策法令等，只要是它们认为应该叫我签名的，我给签上，应该需要我“裁可”的我就给写上一个“可”字，就算是我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我因为既然无须乎到勤民楼去走形式，那么，在我的寝室内，甚至有时我坐在恭桶上，又何尝不能尽自己的“职责”？本来要我签可的东西，只要在上面涂一个“可”字就行，差不多连内容都可以不必去看，并且也无须去看，因为看也等于白费工夫和徒劳自己的眼睛。所以我有时候，就坐在便桶上，从用人的手中，把一沓一沓的“裁可”文件接过来，便用他给蘸好了的墨笔，写个“可”字，就算是完事大吉，负责处理完毕。
不但是我积极地卖国投敌曾给我祖国人民招来了不可估计的灾害；就是我在消极尸位的时候，也不知由于我的大笔一挥，曾给我们祖国东北人民造成无限灾祸。不论积极也罢，消极也罢，我的罪恶是百死不能赎的。因为灾难是事实，是铁一般的无情事实！
自从我开始“倦勤”以后，我的迟眠晏起习惯便逐渐有了发展。最后则竟自到了非至深夜一两点，甚至三点不睡，早晨则是除了有事情，非到十时或是十一时前后不起，每天两顿饭的时刻也没有一定，“早饭”大约是十二时至下午一二时都不一定。并且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还得睡一个“中觉”，不到晚上七八点钟是不肯离床的。因此，我当时的所谓“晚饭”差不多早者九时或十时，晚者非至十一十二时，一般人在好梦正浓的时候，我才能吃。
所以，在当时甚至还有人误会我吸食鸦片。我认为这种误会，并不是无因的，因为这种俾昼作夜的生活，就是在旧社会中也确是除了鸦片瘾者，是太少见的。
此外，我在当时，还沉湎于佛学之中。因此，我就经常吃起斋来了。而后由于我对于佛学的造诣逐渐加深，我的吃素次数也就相对地有了增加，到了最后，简直是到了见肉便皱眉的程度。那时我所爱诵的有关“轮回思想”的诗，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