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在当时曾极力拉拢想拼凑一些能给自己卖命的打手，以后在伪满更想进一步培育一批自己的嫡系炮手，于是，便利用了伪执政的地位，从自己的亲属和亲信之中选出了十名自认为可靠的“可造之才”来，而把他们送入了日本士官学校里去留学。
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些位所谓可造之才与我的关系。
我的弟弟溥杰，我的内弟兼妹夫郭布罗·润麒，我的叔伯兄弟溥佳（即金智元，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堂侄毓峻（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使用人祁继忠，熙洽的外甥马骥良（伪执政府侍卫官），张彪的儿子张梃（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族侄裕哲（伪执政府侍卫官），赵国圻（伪执政府侍卫官），还有所谓非“嫡系”的“杂牌”留学生庞永澄、孙经纶和孙文思（孙其昌的儿子）共十二个人。
不过是，这些位在当时所谓的陆军将校候补生，因为不是所谓皇亲国戚，就是官僚子弟的缘故，都是纨绔积习熏染甚深的人物，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只能剩下九员“大将”了。后来这帮人在毕业回来后，都被当时的伪军政部给吸收了过去，都被正式编入在伪军之中，然后并把他们分散开来调到伪军的各部队去，结果是并未能达到以我为中心从事工作的预期目的。
此外，除了我由天津原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我还在当时从蒙古、北京等处陆续共招来了三百来名青年，编成一支分三个队的所谓护军。不过这种编制是和过去在北京清宫里的护军不同，并不是皇宫警察的性质，而是一种变相的陆军，不但拥有步枪、轻机枪之类的武器装备，就是教育训练等，也都是按照正规陆军的方式去施行。当时任该伪统领的是伪上校郭文林和三个伪少校队长，其中的两个队长都是拿我的亲信来充当，并且还使我那心腹喽啰头目——伪执政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亲自管辖着这支伪部队。当时，对这个队的士兵所灌输的思想教育，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绝对奴化教育，同时还时常使佟济煦到队里进行所谓精神讲话，对他们进行尽忠于一人的封建反动教育。一方面我还经常用赏赐的名义给他们以野猪、鳇鱼、酒肉之类的东西，作为邀买人心的钩饵。还把其中认为成绩优秀的人，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进行所谓军事上的深造。固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漏洞”而把它堵死，但是我也送去了两批一共四五个人到了日寇的“军阀育成所”——陆军士官学校。
不过是日本法西斯强盗们是绝对不会让它的傀儡——我，能够制造自己势力的。
恰巧有一个星期日，当这批变相的陆军放假出营的时候，在长春的公园内，因为游船的关系，起初是和一个拒不卖票的朝鲜人发生了争端，后来园中的日本人群起干涉并围打这二十几个人的“护军”。后来日本鬼子越聚越多，于是发生了团体的斗殴。日本鬼子放出的警犬，也被“护军”踢死了。因为这些“护军”都多多少少会一些我国的拳脚之类的武术，所以便以绝对劣势的少数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时，日本人当中还有两个横行无忌的日寇关东军参谋也受了轻伤。因此，就给日寇关东军提供了寻衅的借口。后来，日本宪兵队用汽车从伪宫内府里逮捕了很多的护军，都给关押在宪兵队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酷讯，如灌凉水，用皮鞭抽打，并迫令他们**跳舞等等，而日寇则围观取笑。并且还打算把这件事扩大到“反满抗日”的方面去。所以当日寇一把这顶“大帽子”祭了起来，我这个“畏日如虎”的伪皇帝便沉不住气了，只好一再向吉冈安直（关东军参谋、伪帝室御用挂）哀求，乞其转圜了。结果是由吉冈代表着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我提出了几项要求：①撤换负责人；②驱逐肇事人出伪满“国境”；③派人向关东军两个参谋道歉和慰问；④保证今后永远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当时我只有一一照办，速求了事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