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时是承认我是个伪执政的了，可是除了公式，在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当中的某些人，也还是公然地对我以“皇上”相称。至于在那帮封建残余者之间以及在我家庭之内的小圈子里，那更是一切都要率由旧章的了。请想一想：就连当我狼狈遁入北京日本公使馆的时候，以及在天津做“租界寓公”的时候，尚且没有一天丢下过“皇帝”的臭架子，何况是到了长春，当上了伪执政，尽管当时的我是一个纯粹的大傀儡，但总算是又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公然地摆出统治者的臭架子来，并且在那时拿我当作求差混饭对象的寄生虫豸，也比过去繁殖了不知有多少，当然在拍捧齐下的生活中，也就使我身上的“皇帝”气息越发浓厚起来。像是那些向我称臣跪拜、歌功颂德、献功邀宠以及卖身投靠等应运而生的人物，真如麻蝇聚粪一样，都纷纷围绕着我乱乱哄哄地闹着。不用说，在我那称孤道寡的生活中，是会越发增添了不少活气的。同时，也使我那以帝王自任的雄心同吹肥皂泡一般越发胀大了起来。不过是，我在当时的所谓“君主”威风仍然是被局限于在我那家庭的小范围内，只能是袍笏登场地饱尝那身为傀儡的滋味，而未能达到真正专制魔王的独裁野心。不论当傀儡汉奸，或是当专制魔王，总之，这都是背叛祖国人民和危害祖国人民的罪恶行为。
（1）我钻进新鸟笼子
在我爬上了头号汉奸——伪执政的交椅后，有一天，我忽然逸兴遄飞地想要到当时长春的唯一公园（西公园）——即现在的胜利公园去散步，于是便同我的妻子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逛公园去了。不料，我这种不告而出的举动，却惊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和警察等，他们便立刻大惊小怪地慌作一团，就在刹那之间，把这个公园完全包在严密的警戒网中。成群结队的汽车，一批一批的敌伪当地官吏，都一齐由四面八方向这个公园“杀”来。我看到形势不对，便急忙坐汽车回伪执政府。从此以后，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善意”的压力下，我重又收入到长春的“新鸟笼”内，除了所谓必要的正式出门，一直到八·一五为止，我从未自由地出过这只“鸟笼”一步。
（2）不揣其本地制造党羽野心
我为了蓄养我的实力，曾想出了不少“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方法，想要替自己培植出一批专为我个人效死的武装心膂股肱来，于是就干出了不少件既卑鄙可恨又愚蠢的事情来。我想先从比较远些的事例说起。
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我便想起了曾经在一九一七年到北京亲身参加过张勋叛变的所谓复辟事件的张海鹏来。这时张正带兵驻扎在东北洮辽一带。恰巧这时，我的本家侄子宪原、宪基刚从日本士官学院毕业回国到天津来见我，并说他们将要往东北去投奔张海鹏。我听了认为良机莫失，便用黄绢写了一封所谓的信，信中大意是勉励他要好好地静俟时机的到来，俾能帮助我进行复辟的罪恶活动。并找出一些行贿的所谓礼品一齐交到宪原等之手，使其面交张海鹏。后来宪氏兄弟见到了张海鹏之后，便都被留在他的部队里，当上了军官。
在一九三一年，日寇甲级战犯土肥原和我做了勾搭后，又有在天津日本驻屯军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向我建议，说现在有几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留学生都在东北，我可以给他们写一封信鼓励鼓励他们，在将来能给“新国家”效劳，并说现有一个叫森赳的日本军官将赴东北，可以托他给他们带去。
我听了这种实获我心的“高见”，当然是高兴异常，便又拿出黄绢来，本着下诏书的心情，给宪原、连组、郭文林（连为善耆之孙，郭为蒙族）等写了信，叫他们伺机帮助我，并“封给他们以上校的空头军衔，还送了他们和当时蒙古贵族凌升以一些礼物，都交森赳给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