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侵略全亚洲，建立臭名昭著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伪满洲国又声明支持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我也立即颁布了伪“时局诏书”，要求全东北人民，必须“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更加残酷地加重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奴役、掠夺。在这段时期里，伪满军政又有了一番的“改革”。同年十一月随着伪中央机构的改革，改伪治安部为伪军事部。把伪警务司令分出成立了伪警务总局。把铁路警护队编入伪军事部直辖。成立伪铁路警护总队司令部于沈阳，改编其直属部队为六个旅，计为锦州、奉天、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铁路警护旅。更在伪军事部内增设伪铁路警护司，任命日本人的伪将官，充任伪司令官、旅长和司长。更由于伪“国兵法”的实施，把所谓“国兵漏”的适龄壮丁百分八九十的东北青年，均课以一年期限的义务劳动。更以慰劳“皇军”“国军”为名，在“全国”各市县组织了“国防妇女会”。在驻军地方建立了“军人会馆”。因此就进一步地奴役了东北男女青年，并强夺了大量人民财富。同时因响应日寇侵略中国和太平洋战争的需要，逐步把伪满战斗兵力，集结到长城沿线上，并派遣江上兵，在黄海、东海上掩护日寇的海上运输。最后由一九四四年末到一九四五年初，更应日寇的要求先后用伪满军编成了所谓“铁石”“铁心”“铁血”三部队，临时任命日本伪将官任部队长，率领步骑、炮、自动车兵和“铁路警护旅”与“宪兵团”，进驻山海关内，帮助日寇镇压冀东抗日组织，并保护铁路运输，直到日寇投降为止。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当苏联红军出兵解放东北之际，我还是依赖日寇关东军，表示愿尽伪满全力做孤注的一掷。所以我就通过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最高军事顾问秋山义隆命令将伪满全军配属在关东军指挥之下，向南撤退，企图做最后的挣扎。在八月十二日，我也向大栗子沟逃窜。当道经梅河口时，还听到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谎报日寇“胜利”的消息。当我在沿途看到强迫人民构筑防御工事等时，我还以为我的“皇位”尚可一时苟延。乃过了三天，日寇裕仁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我也在张景惠、武部六藏的摆布下，宣读了所谓“退位诏书”，至此才结束了我在伪满十四年间异乎寻常的罪恶生活。今日回想我的这一罪行，不仅曾给祖国东北三千七百万人民，造成异常惨痛的灾难，就是在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的罪行中，我都应负重大罪责，真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六）日寇的警犬——伪警察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区，要彻底实现它的奴役和掠夺，它就必然要通过它的殖民统治政权，强迫实现它的各种残酷政策和万恶法令。因此，这个殖民地政权，就必然是一个残暴的镇压屠杀殖民地人民的“警察政权”，所以伪满政权就毫无例外地培养了十多万所谓“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用这些“警察官”的暴力，执行着伪满的各种罪恶的政策法令，并构成警察特务的罗网，竭力镇压人民的反满抗日的正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