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由于我做了伪皇帝，伪满军也渐次被染上所谓帝制色彩，而进行了机构改革。我既当上了伪皇帝，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就改称为伪军政部大臣。我既下了伪“敕谕”，并颁布了伪军旗，全伪军就要“奉读伪敕谕”和“拜受伪军旗”。我要观兵、观舰、和看大演习，他们也就得依照计划来实施。既是以我的名义下令“讨伐”，那么伪军就得去干那镇压自己爱国同胞的罪恶勾当。同年七八月间，又改各伪警备司令部为五个伪军管区司令部，并增设伪地区司令部，更举行“特派或任命”，任命他们依次为伪司令官。更于翌年实行“特命检阅”和派遣伪“侍从武官”去慰问日满的病伤兵，用以表示我甘心从贼和鼓励炮灰之意。
在我即伪帝位后，到了一九三七年，伪满军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所谓国内“讨伐”和“治安确立”。而随着伪满军的“精军训练”，兵种增加，兵器补充等，更逐步增强伪军的帮凶力量。我在当时，也曾致力于“精兵主义”，用以巩固我的地位。但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伪满机构大改革又把伪军政部改为伪治安部，把伪警务司也编入了该部，形成了伪军警的所谓“一元化”。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这时，伪满洲国不但发表了声明，支持日寇的这个侵略行动，更于八月间编成“热河支队”和调派伪第三教导队，从热河方面出兵华北，参加了这一血腥侵略罪行。这就是伪满军正式帮着日寇侵略祖国的又一罪证。从此，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伪满垮台止，曾继续向华北方面派出了伪军，如甘珠部队、铁石部队等。可见，伪满军的罪恶作用，并不仅限于对东北人民的残酷镇压，更进而出兵关内，完全成为帮助日寇屠杀祖国同胞的一支武装侵略力量了。
这一支武装侵略力量，到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更帮助日寇掀起了所谓“诺门坎战争”。这一战争，在日寇死伤一万八千人以上的情况下，到九月十五日才和苏联成立了停战协定。而伪满军也死伤逃亡达数千名之多。这又说明伪满军帮助日寇，也起着侵略苏联和蒙古共和国的作用。日本军国主义者自从受到这次教训后，才把所谓“北进政策”掖藏起来，对苏联改用了比较消极的策略。因此，为伪满建立“北部国防”，更奴役了大批人力，并增加了国防建设费二亿多元，虐杀被征工人不计其数。更于同年十月，决定由次年度起实行罪恶的征兵。
伪满初期兵员的来源，是一贯依靠封建军阀遗留下来的募兵制。但日寇认为这种兵不可靠，遂在加重奴役东北人民的反动政策下，更定出了征兵制。经过长期筹备，到了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就公布了所谓“国兵法”。从该年度起，由各伪司令官和伪省长负责，逐年强征东北青年去充日寇侵略的炮灰，到一九四五年止，共征集了十四万人以上。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间，由于日寇侵略中国和“南进政策”的需要，伪满军政也进行了改革。一九三九年一月首先制定了伪“将军府”和伪“军事咨议院”的组织条例，把所谓伪满的将军和军事咨议官们聚集起来，作为我的军事咨询机关。更撤销了各地区的伪司令部，增设了伪6、7、8、9、10、11各伪军管区。到一九四〇年为止，是伪满逐步缩编兵额的时期，由最高额数的十四万余名，减少到八万名左右。更在实行伪征兵制之后，逐年缩减步骑炮兵的战斗兵额，增添防空、运输和伪工兵部队，用以保护日寇后方的侵略基地，替日寇运输由东北掠夺去的大量物资。这时所谓“国内治安”情况，除热河外，抗日武装受到很大损伤，已经减到最少程度。所以鬼子伪军遍地跑，到处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