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伪满建国之后，于四月十五日发布了“满洲国陆海军条令”，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伪满傀儡军队。更依据伪组织法，我是伪陆海军大元帅，伪满陆海军应由我来统率，在我的身旁还设有“侍从武官处”，而在伪国务院的组织内也设有伪军政部，来执掌军令、军政、教育、训练等事务。更在“奉天”、吉林、黑龙江、“洮辽”和“兴安东南西北四分省”，设立了伪警备司令部，并于哈尔滨设立了伪江防舰队司令部，任命各伪司令官，分辖其直属部队，帮助日寇竭力镇压东北反满抗日的人民，并企图越快越好地完成所谓伪满洲国领土的统一。
在这里，我应该特别暴露出我的卖国秘约的重大罪行。当我企图得到和巩固这个伪汉奸头子的地位时，就在秘约中，让日本侵略军常驻伪满，更把伪满军的指挥权委托给日寇关东军。所以，当伪满军政筹设之初，就由关东军一手包办。同时，在伪军政部和各伪司令部里，都设立了军事顾问部。一切军令、军政大权，都移交与日寇执掌。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在郑孝胥同武藤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第二项里，又把这个秘约合法化起来，成为具体的卖国条款。
日寇从“九一八”以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东北，建立了殖民政权的伪满洲国以来，在这一罪行的初步看来，是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一手包办而成。但到了武藤信义继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全权大使”和“关东州厅长官”的所谓“三位一体”之后，就更能看到日寇为了推行在我东北的殖民统治所犯下的奴役、掠夺和武力镇压的罪恶行为。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三年春，相继击退了在黑、吉两省的旧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并侵占了热河省全境，完成了所谓“满洲国领土的统一”。这说明了我的滔天罪行。在这一罪行里，叛国军阀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熙洽、张文涛、于深徵等都曾在伪满军中起了很大的帮凶作用。
在“军事顾问部”掌握下的伪军政部，还有一个作恶的作用，就是，把曾在东北军阀割据下私人的、分散的军队，用我的“统帅大权”和“大元帅”名义，都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助纣为虐的武装叛国集团。一九三三年，先用编制全国军事预算和“国军”统一编制等办法，把饷、械、粮秣、服装和人事等，都由伪军政部一手抓过来统一执行。更依据新制定的“军队编制令”，把伪满军的划一编成和统一编号的工作统统给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计为伪混成旅26、伪骑兵旅7、伪教导队6、独立骑兵团8和伪江防舰队等。军事教育和补充机构一律归部直辖。更建立了伪“中央直辖部队”，如伪靖安军、伪近卫步兵团、伪宪兵队等。这些罪恶任务，到一九三四年，当我当上了“满洲国皇帝”，才算是初步完成。
我在爬上了伪皇帝的“宝座”后，首先就对于伪满军人下了敕谕，在里边曾强调说：“朕为尔等的大元帅，统率大权揽在朕躬。”这就是让他们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后边又说：“因时制宜，特定规范。”这又说明根据我的秘约更把用兵指挥大权，一齐委托在关东军司令官手。就是这样，你们也必须遵从。更制定了“军人誓文”，要求他们向我宣誓，服这个乱命。所以，在伪满汉奸政权十四年中，伪军真正形成了“皇军之一翼”，随着关东军侵略罪行的不断发展，伪军也不断地加深了叛国、反人民的种种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