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是历任的傀儡戏操线人——关东军司令官们的态度、作风、心理和论点，犹如他们彼此之间相貌各自不同一样，而各有一套所谓神通；并且他们的方针、政策等等也都是经常会随着时局的推移变化，也曾有轻重、软硬、松紧和缓急的临时不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传统侵略政策，特别是对于我的既防范，又利用，既限制，也抬捧的根本方针，却是始终无有丝毫变化的。所以我想：如果是撮其要而记其事地把他们在十四年间，对我所做过的“训育培植”工作，加以轮廓概貌的记述，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我就择尤括总地来做叙述。
（1）风花雪月的寒暄与口是心非、别具肺肠的谈笑酬对。
（2）强调日伪的“亲善”和“日满一体不可分”的所谓“辅车唇齿”关系。
（3）宣传日寇的侵略行为是百分之百的“正义”，引经据典地强调日本军的强大无敌，并援引在侵略战争中的暂时优势，来做扩大宣传的唯一材料。
（4）宣传日本法西斯强盗所狂妄叫嚣的“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日、满、华同心协力”以及“共存共荣”之类的必要性，加以生拉硬凑的注解，与矛盾百出的结合。
（5）对于这个身为汉奸头子的我，加以别有用心的揄扬称赞。例如夸奖我对于“日满亲善”，对于所谓“神道”的努力带头以及事事“率先垂范”等。同时也没有忘掉勉励我和“鼓舞”我，还须更进一步去忠实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越是到了末期拼命挣扎阶段，便越发故意对于我的“以全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它们从事毫无希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表示了嘉勉感谢之意。
（6）本着“防微杜渐”的贼心，经常对我来强调：伪满的政治，乃是采取了“总理负责”的制度。特别强调着伪皇帝只能是高高在上，垂拱无为，绝对不应该以“察察为明”去干涉或是驳改伪国务院、参议府所决定和通过了的议案或法令等。并说，这样，正是所以“培养君德”的地方。就以菱刈隆为例：
有一次他曾这样对我讲过，越是“身为人上”的人，便越发应该保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才行。能够这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地步。他说到这里时，并做了实际表演：以他的双手做蔽目、掩耳的姿势。更说，他现为三军司令的关东军司令官，就是一贯采取了这种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才能使他的部下，都能展开放手去干和负责去干的“积极”工作作风。然后更把话归入本题，以教训的口吻强调说：
“皇帝更是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作风，才能够把国家大事搞好。”并同时自做结语道：
“这就是‘为君之德’，也就是身为皇帝所必须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质。”
（7）对于我家庭之内的个人私事，也做了露骨的干涉。如菱刈隆反对我的离婚。当谭玉龄由北京来到长春和我见了面，彼此都同意了结婚之后，也遭到了植田谦吉的干涉——干涉的理由是：必须由他先派吉冈安直赴北京到谭家做详细调查，认为“合格”之后，经过植田的正式许可才行。结果是在令出如山倒的情势下，经吉冈赴北京调查认为“合格”，并和植田见了一面之后，才允许我们结婚的。
后来我和李玉琴的结婚也是如此。尽管李玉琴是由吉冈的直接介绍，还是先在所谓的“正式手续”上，经过了梅津美治郎的点头，并和梅津见了一面之后，我才和李结了婚。
这也就是吉冈安直所说的“……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
（8）日本侵略者在制造出所谓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当时和事后，曾极力吹嘘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威力，同时也大力诋毁苏联军的“脆弱无能”。等到日寇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义反击下，被揍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惜对我打肿了脸来充胖子，反复解释日本军的力量“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