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到了长春以后，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婉容之间的感情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于是便托我在北京的亲戚，给介绍了谭玉龄，我们便结了婚。结婚以后，我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尚不错，过了几年之后，她便患了重病。经中医诊治，认为是患伤寒，但屡次服药总未见效。后来又使日本医生给她治疗，据日本医生说，她是患着粒粒结核症。不料第二天她就死了。但我总疑心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当日本大夫乍一来诊时，还对她相当地热心，并且还有护士给她输了血，医生也是频繁地给她做了注射。可是当吉冈安直闻知此事亲自赶来之后，便把这个大夫找去，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于是在这个大夫和吉冈谈话回来之后，我便觉得医生对于病人的诊治便不像以前那样的热心，也不那样频频给她注射了。同时这个吉冈安直还为了她的病，特意搬进伪宫内府来住，并命他手下的虾兵蟹将——住在伪宫内府的日寇宪兵，时常给担任看护病人的日本护士打电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夜之后，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死去的。
综合上记的各种情况来看，尽管我对于她的被谋害，并没有什么十分的证据，但在我的当时主观判断上，我总认为她的死，可能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在谭玉龄死后不多的日子，吉冈便屡次督促我非再找一个第四次结婚对象不可。我因谭才死去未久，心中悲痛异常，便不愿再做第四次的新郎。但是，那个完全支配我的吉冈，却死皮赖脸地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的照片，就像是硬按不想喝水的马脖子，非让它喝水不可一样，非叫我从其中选择出一个对象不可。那时我就在心中暗想：
我如果是和日本妇女结了婚，岂不等于给吉冈添上了一双从内部来监视我的又一特务眼睛。
于是我就借口说：我必须选择一个我认为最理想的对象才行。并推脱说：这些相片都使我不能感到满意。
因为我在当时，不敢公然说出不愿要日本妇女的那样话来，所以只能对吉冈委曲婉转地找寻着一个借口说：
“结婚这个问题，乃是有关自己终身幸福的大事。唯一的条件，就是得完全适合我自己的理想条件。至于什么民族，我是概不介意的。”
吉冈听了，也没有相当的话来反驳我，便又看风使舵地拿来一张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旅大某中学女生的照片给我看，我遂把这张相片留下，说等我仔细看看之后再做决定。但这时，在我心中已看中了她。但我的二妹韫和却不赞成，认为选中了这个人，又和选中了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于是我也就托言没有看中而做了拒绝。
过了些时候，吉冈又带来一个在学校教书的中国女教师来，结果我又没有看中她。
我看到吉冈这种不辞劳瘁而再接再厉的情形，于是我又在心中暗想：
“看情形是非让我再结一次婚不可了，否则吉冈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与其叫他纠缠不休地和我捣乱，夜长梦多，真说不定他更会弄出什么可怕的新花样来，倒不如一了百了地赶快找一个年岁小的中国女性作为我的结婚对象吧。这样的人既不会受吉冈的什么影响，并且还可以由于年岁小而能够听我的话，服从我的约束，任凭我怎样‘教育’，她都有接受的可能，岂不比自动地给吉冈安上一条里应外合的内线强得多。”当我打定了这样的主意以后，便对吉冈说：
“不妨把小学生的照片，也给我拿来看看。”
过了一些日子，便在吉冈的魔力之下，果然给我拿来了六十多张伪满当时的所谓“国民高等学校”——约等于现在的初级中学程度——的女学生照片供我恣意挑选。结果我选中了李玉琴。据说由于吉冈的这一大卖力气，还曾逼哭了一位伪满学校的校长哩。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敌伪合流下的**威凶焰，曾是让人怎样不能活下去的啊！
这时，我遂对吉冈说：我希望先和她本人见面谈谈话，等征取她的同意之后再做决定。而这个外国媒人也就立即把李玉琴带到了伪宫和我见了面，谈了话，结果是以她的同意而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