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田等对于我，就是想套用这套坑人到底的老阴谋办法，并且还“活用”了这套老办法，才一方面让我给自己的未来儿子预先就填写好卖身契；一方面更想利用我弟弟溥杰来补填我的不足之处。固然是他们的这个法子是和对朝鲜李家的那套老法子，根本是同出一源，但是他的“活用之处”，也同样是不能轻轻看过的。
从这里，更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作恶“天才”，确是入骨三分而有余。固属是社会上的一切恶事，都有被它一概做尽之观，然而他们的那些如意算盘，究竟是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严正科学论断下、在世界人民的正义愤怒声讨下，始终是不会把算盘子拨得准确，而且结果也是“无一如意”而告终的。
戊、日本宪兵的“保护”
我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堕入北京日本公使馆的帝国主义魔窟以后，便开始有日本使馆的警察对我负起“保护”之责；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移到天津前日本租界之后，更由日本驻津领事馆的警察，对我做更进一步的所谓“周至的保护”；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从天津到了“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后，便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代替了日本警察而对我做更前进一大步的所谓“保护”。例如，在旅顺时，我就是曾在这种水泄不通的严密“保护”下，不独和当时的社会离开，而且把我那所余无几的民族联系也给完全割断。就连我和我妻子之间的夫妻关系、和我妹妹的兄妹关系，以及和随我多年的所谓“遗老”之间的长年关系，也统统被刀割断了。就是后来，当我到了长春，爬上了伪执政的椅子，以及后来又爬上了伪皇帝的“宝座”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爪牙——宪兵，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于我的“保护”，而且反倒愈益加强起来。例如，在伪宫内府我所住的“缉熙楼”庭院外边，就有几名关东军派来的宪兵，日夜不离地住在“勤民楼”旁的厢房内，脱下了他们的所谓虎皮——日本宪兵的正式军装，改穿上特制的一种制服，成立了一个伪“宫内府宪兵室”。凡是来见我的人，除了他有神话中的隐身法，是谁也逃不脱他们的监视双眼。而他们的最高头子，就是那位死盯住我决不松口的大特务头子吉冈安直！
这些以吉冈为首的特务，不但是有谁来见我，他们都能一目了然，并且每个宪兵都抱定了一本“阎王账”，而夜以继日地从事于“有闻必录”和“有见必报”的监视工作。
他们为了要做好对我更进一步的“保护”，有一天便在关东军的指示、吉冈的传达和这帮特务的炯炯目光下，不独公然限制了我的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之权，就连对于我的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严格限见的人名单。除了在伪满的家族人员不在此例，譬如对于由北京到东北来的宗族本家，也限于我的叔父载涛和我的族兄溥忻、溥侗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其他的宗族人等，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等等的时候，排列在一般祝贺人员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可他们随便单独来见我。吉冈在拟定了这一极端局限的人名单之后，便把它交到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之手，令他照单进行限制，并配合着伪宫内府日本宪兵的几只眼睛，对我做了得寸进尺的严密“保护”，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敌伪一齐垮台为止。不，就连当我从长春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更由大栗子沟逃往沈阳飞机场，以及在该处被苏联军逮捕以后，我还是在吉冈和他手下的一名喽啰——日本宪兵的四只眼睛监视下，受着最后的“保护”。直到坐上苏联飞机，由沈阳飞到了通辽之后，由于苏联军的伟大力量，才把我那块犹如附骨之疽一般的吉冈等给分开了。从那时起，我才算是由历时二十二年有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从那时起，我才长舒了一口气，才脱离了恶魔的毒掌。
己、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