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这个吉冈安直便自告奋勇地跑到北京去找早在三年前就和我弟弟离异，但在法律上尚未做正式解决的他他拉怡莹（珍妃的侄女），打算借着关东军的那张狗皮去吓唬她，好迫使她放弃要求巨额赡养费的一贯主张，而宣布正式和我弟弟断绝关系。同时，也想逼她写出“自愿离异”的甘结来，好使我弟弟和日本女性的结婚问题容易进行。不料那时怡莹并未在北京，吉冈由于扑空，情急之下，便发挥出他的法西斯强盗本来面目，进了怡莹家门之后，便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使他的随身喽啰——日本宪兵把住该家大门，禁止人们出入，然后就闯进内院，找到了她的两名弟弟，逼问怡莹的去向。因为他们说怡莹早赴上海，并且他们姊弟之间，也因为她和溥杰的离异，已早和她断绝了姊弟的关系。吉冈便蛮不讲理地厉声说：“你们断绝姊弟关系与否，我全不管，你们既是她的弟弟，就得负责给我写一张代表姊姊承认和溥杰正式脱离夫妻关系的字据！”不但在他这种强暴威迫之下，使这两个魂不附体的弟弟，替姊姊立了非由情愿的甘结，更荒唐的是，还把该地区的警察署长找来，也逼他在这张契约上签上了固辞不获的自己的姓名。于是吉冈便拿着这张“情愿离婚，情愿不要赡养费”的所谓证据，亲自跑回日本去找那九一八事变中的罪魁本庄繁和在九一八事变中身任日帝陆军大臣，后来又在朝鲜当上了殖民地总督的南次郎，托他们负责给我弟弟溥杰物色结婚的对象，结果是从若干“候补对象”之中，溥杰和当时的日本华族——公、侯、伯、子、男在日本被叫作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了婚。
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国际结婚，当作鼓吹“日满亲善”的宣传材料；另外，还有一种最主要的毒恶阴谋，那就是，想要利用偷梁换柱的办法，预备在溥杰和嵯峨浩之间，如果生了儿子之后，便可以利用这个未来的混血儿去继承伪“皇帝”的地位。以便在将来，能从这个未来的混血儿伪皇帝的身上，去捞取更多的便宜。
因此，就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弟弟结婚后不久，便由伪傀儡政府制定出一个伪“帝位继承法”。其中主要的地方是：
大意说“……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总之一句话，不论是以弟继也罢，或是以弟之子继也好，还不是他们的最后目标就在于此？
为什么我其他的弟弟和妹妹等在结婚后，谁都没有从伪宫内府经费预算中，得到过任何物质上的补助？而单独在溥杰结婚以后，特别从伪帝室财产中，拨给五十万元的公债券以其利息作为他们夫妇生活之用？不但如此，就是他们二人结婚时的一切费用，也都是由伪宫内府给拿出，并且还派伪宫内府次长日本人入江贯一和伪宫内府日本人高级职员加藤某前往日本东京，去操办他们婚礼的一切呢！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的又一明确罪证。
自从我弟弟溥杰和嵯峨浩结婚之后，他便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亲日家，致使我对于他也不能不加以警惕，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尽情无隐地向他去吐露对于日寇的不平不满了。固然也有时在某种限度内，曾对他谈过一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憎愤言辞，但每当说完之后，便谆谆嘱咐他在回家后不要向妻子讲。也曾警告过他：“日本人的反动教育，是比较彻底的。她虽然是你的妻子，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国家，是会比对你要密切得多，说不定她就是日本政府的女间谍……”尽管我对他这样谆嘱，他总是不以为然。甚至在“八一五”苏联进兵解放东北以后，我弟弟几乎用手枪替日寇做了殉葬品。足见日本帝国主义的毒谋辣手，是怎样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至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