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帮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利用汉奸，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一套操纵之术。固然是从此以后，曾限制了我自由见人的范围，也限制了我向人自由发表意见的范围，然而当他们在需要我带头出嘴的时候，却又会把他们的紧绷绷的面孔一变，临时放松了我的“衔辔鞍勒”而让我做例外的自由发言。例如当需要我对伪国务总理或是伪总务厅长官等发表一些“积极”意见的时候，吉冈也会对我讲，可以拿“皇帝”的身份，积极地鼓动鼓动他们。并且还说“怎样说都可以，他们是能在皇帝的动员之下而去积极干的”。所以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候，甚至连照条宣读的发言范本都不必用，而只把应说的大意告诉我，就叫我去做带头发言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紧中有松，松中又有紧”的操纵我的一种秘诀。
一方面，固然是我爬得越高而自己的自由活动范围越狭窄；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自由所受到日帝的侮辱也就越大；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就越患得患失地无耻屈从起来。
特别是由于这几年的学习改造，才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才逐渐认清了自己过去的本来面目，同时还使我痛切感觉到：上记的两项，不仅是次要又次要的末梢问题，也是尚未能脱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旧立场观点的范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爬得越高，自己的罪恶就越为严重。因为是如果从人民的立场观点上来看待自己的过去，便不会专从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去看，而是要着重于自己的罪恶方面去看。
所以，在最近我对这件事所得出的结论是：日寇欺侮，愚弄汉奸，并不可恨，因为这是汉奸应有的后果。日寇的祸害我国人民，才是我们和它的不共戴天之仇。这段介绍，只是为要说明日帝的步步加紧政策，而不要认为这是汉奸的向人诉苦才好。
丙、我弟弟溥杰的结婚
溥杰自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于一九三五年冬正式参加了伪军之后，便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伪排长。当时的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便别有用心地一心要使他和日本女性结婚。我和他也曾暗暗感到了他们这种阴谋企图。于是有一天我便和他谈到了这一问题。我对他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我并说，我可以负责从北京给你找个适当的对象。我遂把婉容的一家亲戚请到长春来，打算撮合我弟弟和她的女儿结婚。经过几番磋商之后，双方都同了意。不料吉冈安直听到了这件事之后，便把我弟弟找去，竟自拿出公然干涉个人家庭私事的岂有此理态度来，对他干脆地说出：“现在关东军方面，很希望你能和日本女性结婚，因为这是有关日满亲善的重大问题。所以你得做一个关于此事的模范才行。并且这是军方的意旨，最好现在你先不要忙于和中国女子订婚。至于替你张罗日本人对象的事，由我来负完全责任，你只管放心好了。”
溥杰与郭布罗润麒夫妻
于是溥杰就屈服在吉冈的压力下，而使已经有了相当眉目的结婚问题，归于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