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伪协和会的一篇历史罪恶缩影，也是日寇种种侵略阴谋中一个重要罪恶环节。唯其是有了这个“蝎虎会”，才给敌伪做了不少有力掩护，才给我东北人民越发增多了家贼难防的超额损害。今日回想起来，使我不能不更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狠毒，真是到了何等程度。同时，汉奸的罪恶——我的挑头作恶的罪恶，也真是达到怎样的地步。因此，我对此的结论是：
日寇的罪恶，就是汉奸伪组织的罪恶。
汉奸的罪恶，也就是伪协和会的罪恶。
伪协和会的罪恶，也就是我的罪恶。
因为我曾是万恶的创始人，哪样罪恶没有我，便不会发展扩大。真是百身莫赎的滔天大罪。我越回想过去，便越发认清了过去的自己，便越发认清了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质所在。这就是我对此所下的结论。
乙、得寸进尺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东北十四年的血腥侵略和殖民地罪恶统治，可以说没有一样不由于它的得寸进尺的由“蚕食”到“鲸吞”的一贯惯用手段而来。我在这里所要特意说明的，固然仅仅局限在我耳目所能及的小小范围内，但如果从这条线索去找其根源所在，也可以看出没有一件事不出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大本营”和当时伪满汉奸政权之手。因此，我敢断言：凡是吉冈安直对我所干出来的种种得寸进尺、一步紧似一步的办法，无一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魔掌所操纵；而在关东军后面，更是有着日本法西斯匪首的操持。以下我想举出几项比较突出而且是使我终身难忘的实际事例，来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一贯采用的得寸进尺政策的一些旁证。
爬得越高范围越窄。
在伪满政权乍一成立时，像是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张燕卿之类，尚有时到我这里来，随便和我谈谈话，或是在我这里吃顿便饭。由北京远来的宗族人等，也都可以随随便便在新年，或我生日时单独来和我谈谈话。可是自从我当上了伪“皇帝”，吉冈安直也当上了我的“全权直接监督人”——所谓“帝室御用挂”之后，对我接见人的事情，便一步紧似一步，一天紧似一天，逐步地把我挤到爬得越高，范围越窄的小圈子里。从此伪满的大小官吏，便除了在所谓正式的“谒见”，完全不能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来见我了。就连在北京的我的宗族人等，也都是除了被特别许可的极少数人，谁也不能随便单独地来见我。
不过是，这种越来越紧的局面之所以形成，并不是没有直接的近因。例如当我在一九三五年所谓第一次访日之后，我因为在当时已被受宠若惊的奴才心情冲昏了头脑，所以当我从日本回到长春之后，便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觉得自己好像是怪不错似的，召集了长春伪政权下的大小伪官吏，做了一次满怀信心的吹嗙讲话。当然在那次讲话之中，并没敢遗漏掉那些“日满亲善”之类的惯用护身咒文。也并没敢省略那些汉奸常用的谀词赞语，但是那些奸猾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陶醉于我的拍捧言辞的，也不会被我所认为的华藻丽句迷惑，他们是善于从谀赞之中，去寻找不能合乎他们口味的言外含义的。特别是，我曾慷慨激昂所强调的“不利于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的那套滥调，更是使那些口是心非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感到了老大的不受用，于是，从那次最初而且成为最后的“自由发表意志”以后，便收缩了我对任何人随便发表自己意见的范围。“非正式不得见一般伪官吏”的“禁令”也高揭出来了，照条宣读的“新制度”也制定出来了，吉冈安直陪坐见人的新规章也设置起来了。结果是拍既未成，反倒挨了马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