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午起飞，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就飞到了日本横滨附近的某机场。
当我们这架飞机还没有降落的时候，立时就有几架美帝的驱逐机像是苍蝇一般围着我们飞翔，不问可知那是来做监视的。当我们下了飞机之后，美帝的警察就来对我们做了不少可厌的盘问，并且对于我们的前后左右照了不少张相片，光是办这样所谓“手续”，就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机场一个多小时，然后才由苏联驻东京使馆武官把我们接走。于是我们就住在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所楼房内，一切待遇都是很好的。过了几天之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从事工作的苏联检察长和美国检察长以及蒋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副检察长曾在我住的地方，关于我当证人的事，对我进行了事务上的讯问，像是我国现在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就曾在这个法庭内，担任了法官的职务。
我一共出庭二十多天，每天都是由上午九点到正午十二点，下午由一点到四点才算完事。
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终结。费时共达两年半之久，开庭次数共计达八百一十八次，出庭做证和书面做证的人近一千二百名，审判记录多达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二页，判决书的页数也长达一千二百一十三页之多。我就是专门对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东北罪行去做证的。
不论是从哪方面来看，这个国际军事法庭规模都是远远超过了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战犯裁判。固然是在处理战犯的时候，曾受到美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拖延和包庇等，但是它确是不失为国际法律事业上的一种正义庄严大举动。
参加了这次审判的共有十一个国家，这些国家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直接间接受害的。就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
因为在这个法庭上，按照法庭宪章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所以，每个被告的战犯都各自有自己选定的美国籍律师，以及日本籍律师替他们进行辩护。
而美国籍的某些律师当中，我认为他们是抱有一种别具深心的工作目的来替日寇战犯做着辩护的。
我出庭作证时，是把工作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1）首先我自己先介绍一遍我的履历。
（2）然后由法官发问，我做证言，对于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控诉。
（3）而后则是日、美籍律师替日本战犯做辩护；并对于我的证言控诉进行质问。
在当时我对于日本战犯所做的证言，主要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战犯们如何侵略了我东北，如何操纵着伪满傀儡政权去统治、奴役、镇压和掠夺东北人民来进行他们的侵略战争，并利用伪“神道”作为思想上的侵略以及我在伪满当时如何受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的吉冈安直的种种监视和限制，等等，用来证明东条英机以下的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强盗确是罪大恶极的战争犯罪人。
于是美国籍的某些律师便露骨地袒护着日本战犯而向我做了猛烈的回击。所以在我做证的后半段时期就成为我和美、日籍律师每天做着猛烈的辩论的时期。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籍的律师，曾大发雷霆地对我咆哮道：
“你说日本战犯犯了罪，可是，你不也是对于中国犯下了大罪的吗？你将来回国后，也还是要受到中国法庭制裁的！”
当时的检察长，因为他所说的话，已经超出了问题的范围以外，并且态度粗暴，遂制止了他的继续发言。
在日本战犯方面，却拼命地把罪行责任往我身上推个不已，而那些日美籍律师就是曾为此而特别大卖力气的。
现当我回想起来，最使我感到遗恨的，就是我在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擒贼先擒王地把头号大战犯裕仁的历史上一贯罪恶，加以尽情地揭发，而舍本逐末地只以东条英机以下的战犯，作为揭发的唯一对象。
固然东条英机以下各战犯，都是血淋淋的大刽子手，但是，在日寇所谓大本营中发号施令操纵全盘的中枢神经是谁？并且穷本溯源，那臭名昭著的“田中义一上奏”一文，是向谁奏上的？而且批准了这一罪恶计划的又是谁？不都是这个头号大战犯裕仁吗？
使我东北人民受尽十四年沦陷之苦的就是他！使我祖国大陆饱受八年余铁蹄**之灾，使我全国人民倍遭烧杀**掠无穷祸害的也是他！同样这个裕仁，也使亚洲各国人民都遭受了侵略战争的灾难，不但如此，就是日本人民，也饱受战争惨祸，无数青年也因为他才当了侵略炮灰，并使日本现在成为美帝战车上的利用工具！
然而裕仁却靠着发侵略战争财，养肥了自己。他所以能够成为日本第一的大资本家和封建大地主，都是由于他历次的侵略战争和一贯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而来。我真后悔为什么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地没有拿裕仁做主要揭露对象，而仅仅把东条英机以下的战犯，作为控诉的目标。
固然我在法庭做证以后尚未离开东京时，也曾想起了这件事，而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对裕仁的罪恶做了揭发，但由于日美反动派的狼狈为奸，未把我这篇谈话在当时报纸上发表。后来我又利用和法国记者会见的机会，也曾做了同上的揭发，至于发表与否，我因又回苏联便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