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日寇的那些俘虏军官，都是另外住在楼上，但是在院中散步时，则是和这些伪大臣混在一起。所以在庭院中，经常可以听到我国的西皮二簧，乃至昆曲和日本的歌声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莫可名状的骚音；同时也可以看到我国的太极拳、八段锦之类和日本的体操或西式健康法的气功运动，等等。汇合成为一种千奇百怪的人身动态。真是使人大有叹为观止矣之感。
可是，苏联当局对待这批日伪的反动分子，却是始终一贯极其人道的而且温暖的。在这段时期中，我们不独经常有俄文报纸可看，后来还特意给我们订了旅大苏联军发行的中文报纸——“实话报”。每月还给我们多次电影看，广播也是差不多每天都能收听得到，后来还曾组织我们逛公园，看足球运动，或是到附近江边洗澡。后来还领我到市内电影院看过电影，也到市内剧场听过音乐和歌唱，还参观过市内的儿童文化宫。那些伪大臣当然也不例外，有的曾参观了博物馆，有的参观了七年级的学校，甚至还有的去看了马戏杂技等。
苏联当局每月还发给我和伪大臣们三十卢布，为的是让我们可以随便购买一些日用的东西，如铅笔、针线、维生素、各种食品等之类，每月差不多还把市内的杂货售卖员叫到收容所内，专门给我们开一个临时的贩卖所。糖果、罐头、牛油、面包、香肠、酒类，甚至连冰激凌等真是应有尽有，随心所欲，购买方便。总之苏联当局对于我们这帮人的待遇，真可以说是至矣尽矣无微不至的了。
尽管如此，可是在我临回国之前不久，我还欺骗了苏联当局，例如，我曾和我的侄子们商议，把私藏在手未做捐献的一些珠宝首饰，为了销赃起见，竟命我侄子把它塞到暖气筒里边，不料在修理暖气筒时发见了这些东西，苏联当局就把它拿出逼问我们这批人，是谁藏的。问到我的时候，我又把死不承认的穷余之策使了出来，给它来一个矢口否认。不过是，在那金银首饰上还打有北京某某首饰店的店号呢，虽然苏联当局也明明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也未予深究而以不问了之。后来我还使我的用人，把几件首饰扔到房上烟筒内，才算是把那些余赃消灭掉。
这些都说明什么？
一来可以说明我那冥顽不知恩的本质，还可以说明我那怙恶不悛抵赖到底的反动阶级本能，同时还可以看出苏联当局对于我的人道主义待遇。我思前想后，越发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卑鄙可耻面目，在相形之下更感到苏联对我优厚待遇的恩情。如果是苏联不逮捕了我，我一定会被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分子给架到匪巢——东京去，不用问，结果是非得落到蒋介石之手不可。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结果，当然也就是我在当时的下场。当然像我这样卖国投敌的罪魁，是死不足惜并且也是死也不足蔽其辜的。不过是拿我这段人生说起来，再和当前事实两下加以比较对照，那么，我当然不愿意和汉奸陈公博等同走那条把汉奸皮带到棺材里去的毁灭之途，而是深自庆幸能够赶上了新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所无的千载难遇的好时代，深自庆幸遇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不然像我这样早就应该不复存在的人类历史上的腐臭垃圾物还能活得到今天——活得到能够有学习改造而争取重新做人的今天？
我敢这样断定说：
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有今日的我。
同时没有苏联的拯救也是绝对遇不到这种唯一无二的重生机缘的。
喝水绝对不能忘掉打井的人，我之被苏联逮捕，是我和日本法西斯强盗永断葛藤的开始。我之在苏五年是我湔涤罪恶开始新生的起点。
没有这一开始的起点，我便不会有这样的今天。我既然感谢祖国人民、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就得同样地感谢苏联。
共产党和毛主席既是我的重生父母，那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便是使我能够重生的慈善“收生婆婆”。所以我对于在苏联五年来的生活，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并且是使我抱有无穷怀恋之情的。
四、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我和日寇甲级战犯的初次“对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