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在苏联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苏联当局也是本着启发我挽救我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想由渐而入地使我以次的这一帮大大小小寄生虫中比较年轻些的分子，能够从事于自己生活环境内的轻微劳动，如刷饰屋宇，除草栽花之类的工作——当然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劳动，不过是在我这寄生虫成习的眼中看来，那些不足称为劳动的劳动简直是一种“苦役”了——因此，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在这种由浅入深的善诱善导下，逐渐地改变了一些一贯轻视劳动避忌劳动的旧思想观念，而渐渐地干起收容所小农场的耕种收获工作来了。可是我呢？虽然也同样受到了这样温暖耐心的启发，但仍是由于自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茶来张手、饭来张口的旧习性，仍然是轻视着劳动和过着酷使自己带去的侄子和用人的奉尊处优不劳而食的生活。总之，我在那个时候，成套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和扎根极深的“人上人”习惯，还是完全在支配着我的日常语言行动。所以，像是请求留在苏联，而不愿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及随时随地竭力替自己的罪行打掩护，并种种数不过来的欺人自欺的心劳日拙行为，等等，就整个概括了我在苏联那几年的生活全部过程。
在这段时期内，我还把携往苏联的一些民脂民膏——由伪满带去的封建统治者的贼赃，珠玉宝石之类，献给苏联。但是这一“捐献”的动机是不纯的，是要想借此买好，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而把其中好一部分的东西悄悄藏到皮匣箱底，以备日后在苏生活之需。但对于在箱底藏纳不下的东西——许多珍珠，穷于处置，于是就在我弟弟的“深谋远虑”建议下，把这些无法藏匿的余赃珠子使我侄子投入火墙炉中烧毁掉。像是这种献纳动机不纯和毁坏人民财产的罪恶行为，以及隐匿余赃的欺骗行动，从今日回想起来，不仅觉得脸上发热，而且是又一次加重了罪行。
此外，我在当时，还曾费了不少日子，每天从红河子到伯力市内苏联的内务局去，暴露了不少日寇在伪满十几年来的重大罪行。固然在当时，对于自己应负的罪责做了不少的推诿逃避，但总的说来，那些日子的揭发和暴露，也是曾给我后来到日本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做证——为和日本法西斯战犯首魁的当面对质提供了条件并开辟了道路的。因此，我认为对我说来，确是一种值得感到痛快的事情。
在红河子住了约九个月之后，就移到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去了。
三、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后，虽然在那里收容着有日本侵略军少将以上的法西斯战犯（日寇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都在内）和伪满的那批伪大臣等将及二百余名之多，但是在一起初，仍是让我和我的弟弟妹夫侄子等，另住在楼下的一角内，不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就是在院中散步时，也是在另一角落内，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就连我每日三餐也是从不到大饭厅去吃，而是由我侄子等给我端到我所住的房间里来独自享用。因此，在关起我住的房门后，在我的那间居室中仍是由我说了算，我仍然是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而后，收容所当局更指名我弟弟溥杰和我五妹夫万嘉熙二人，轮流给我们这批人讲一些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简明教程和列宁主义问题等的文件。在那个时候，讲的人只是照本宣读，口是心非地在讲；这些听讲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身在而心不在地听着。虽然这样地学习了有一年以上，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认识和收获。
我在当时的每日生活概况是：除了三餐之外，时常静静地念念佛，或是悠然地在院中散散步，有时也有苏联军官等人来到我居室内和我闲谈，后来我也学了最简单的苏联语，有时候，所方当局还特让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把苏联的有名小说等讲给我听。
而那些伪大臣呢，差不多也是在每日三餐之后，不是在院中散步，就是在走廊上摆好桌椅打牌和下棋，甚至还有的在房间内大开其宝局，用纸烟当作赌注来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