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这次堂而皇之地祭完了祖墓以后，曾对人发表了这样的感想：“真没有想到在我这次祭祖的影响下竟聚集了这样多的人……”他并不知道，所谓那么多的人，只是对他的奇形怪状，凑聚起来看一看热闹而已，并不是什么人心所向的表现。而他却在野心迷梦的昏头昏脑下，竟自发出对自己影响力的盲目估价来，足见他对于这次所谓意料之外的收获是曾感到怎样望外之喜的了。因为他从这次的招摇行动中得到了“信心”，所以就更加“东套头、西拉拢”起来，乌烟瘴气地闹得不亦乐乎。
尽管这位饱尝寓公风味已久而“起蛰思蠢”的“王爷”，在他的名望地位上，自以为是得到了锦上添花的好成绩，尽管在他身旁，有一些日本浪人在四处替他兴风作浪，尽管有一批封建残余的官僚迷和野心家都想借着这位“王爷”的“威光”享受一下攀龙附凤的重过官瘾滋味，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那些杂牌的地头蛇之类，终究是敌不过我这名牌老货——清末皇帝。
有一天，驻朝鲜日本侵略军高级参谋金子定一中佐，在沈阳的满铁医院内借了一个房间，使用肃亲王善耆的儿子宪立，把那位风云中的王孙——溥伟请了来，于是就在宪立的翻译之下，对这位正在兴高采烈往上爬着的龙子龙孙下了一个军令如山的逐客令。据说内容大致是：
“你的这种政治活动，和关东军的现行政策大有抵触，希望你赶快断了这种念头，立即老老实实地回大连做寓公去！”
溥伟听到了这种晴天霹雳般的口头最后通牒后，真不亚于冷水浇头一般，立时便把他那满腹的望外之喜变成为意外之惊。因此，就在这瞬间由沸点变成零点以下的急剧心情变化下，终于逼得他暂时放下了自己的王爷架子，而显露出他的“弱者”本能来，声泪俱下地对这位作为命运支配者的日寇做了招人怜悯的哭诉。
他这番痛哭陈情的大致内容是：
“现在已经把事情发展到了这样地步，投资帮忙的人也有了，愿为羽翼的人也有了，名声也闹出去了，而忽然叫我偃旗息鼓抱被褥回家，在这种势同骑虎的情势下，可叫我怎么办？这些人怎能容我抽身便走？并且这次的出山打擂本是买空卖空式的一种没有实际本钱的买卖行为，我不但对这群众星拱月的谋臣策士无法遣散，就是住店多日的房饭钱我也无力支付，现在叫我立时撒手回大连去，我就是想走，他们也是不会放我走的。”
像是这样的事，对于这位路隅的王孙，固然成为无法摆脱无从解决的致命难关，可是在那赫耀一时的日寇关东军说来，这样的事简直是一些提不到话下的鸡毛蒜皮小事。本来么，连人家的国土都能随便侵占，邻国的人民都能随便屠杀的法西斯强盗，对于替“王爷”偿付一些店里的房钱、饭费之类的小事情和驱散一群逐臭的蝇子那又算得了什么。于是，金子定一便把适才的威风煞气收了回去，立时换出了颇含笑意的另一副面孔，同时也把打雷般的声音缩小到慈父训儿那样的程度说道：
“没有关系，一切都好办，都不成问题，这些都可以由我们军部负责给你解决，只要你能撒手撂下一走即行。”
于是金子便命宪立给这位“铩羽归去”的恭亲王买了回到大连去的车票，并且还体贴入微地给了他路上所需的一些路费，而迫使他登上了意冷心灰的回家之途。
至于对他所欠下的店钱之类的偿还以及那帮梦想攀龙附凤的人，当然都会由日寇的金子参谋给负责处理。不过是，从这王孙泣路隅的画面中，是能够更看出以下的种种实际问题的。
一向专门驻在朝鲜担任镇压朝鲜人民的日寇军，一大部分为什么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同时，就能够立时窜过鸭绿江开到我国东北来和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并肩从事于罪恶的侵略战？如果不是在日寇侵略军的参谋本部早就有了统一的罪恶的计划，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迅速的扩大侵略行动来。这不是对于日寇法西斯强盗的处心积虑罪恶企图又一个明显的实际证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