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伪满政权初成立以后，所谓第一次伪阁议，当然还是得按照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所传达的关东军司令官的计划行事。在当时日本人的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的主持下，在伪阁僚——“总长”的面前桌上，预先放好一份一份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早由关东军给立好了的，更由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起草并印就的所谓议案。在当天的这些议案中，最主要的是：伪政权各部、各省的机构中的日本人官吏的配备比例数表。熙洽看了这样的议案，便“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地发了脾气，怒声怒气地向驹井德三质问说：“这个比例表是从哪里来的？新政府刚成立，这样的东西，是由谁给做出来的？”并且还继续追问道：“日本军部也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这个伪总务厅长便拿出了殖民统治者的态度，对他的名义上所谓上级的总长把脸一翻，拍着桌子厉声制止熙洽的发言，并且还念起专门制伏汉奸的紧箍咒大声说：“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满洲国”政府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发言余地的！然后对准了汉奸的致命穴道扎了一针说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哪一个人没有伸手去接关东军给的‘机密费’（郑孝胥得了一百万元，各伪部总长也都各得了二三十万元不等）？等到把钱拿到手里之后，现在又想出来捣乱，你们要知道，这个‘满洲国’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
熙洽在这当场出彩的大栽跟头下，大憋其气，不过是谚语说得好，“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既是拿了人家的钱，还充得了什么好汉，只好是忍下这口窝囊气。可是驹井德三却是因为制压汉奸有功，立时把伪总务厅长的职位，升格为伪国务院总务厅长。从此他更可以高高坐在各伪部总长之上，颐指气使地来支配一切。而这位熙先生呢，则只能是在悻悻回家之后，把那笔形同卖身费的三十万元罪恶钱，交到他的那两名心腹喽啰张燕卿和谢介石之手，而硬充好汉地严声吩咐道：“我们满洲国建国，用不着日本关东军的‘机密费’，把它给退回到关东军去。”这两个头目便唯唯连声地把钱接到手里走出去了。据说这两位“识时务的俊杰”，并没有让他们的长官去吃失欢于日本主子的大亏，而是在为熙洽着想的情意下，把这笔奉命退回的赃款，平分为两份，每人往自己的腰包里揣入了十五万元，然后向熙报告说是完成了退回的使命便算了事。
据说，熙洽直到伪满临垮台时为止，方知道这三十万元的究竟去向。不过是，熙洽在伪满的十四年之间，总算是始终尚未失去日寇的欢心，因而也就使他成了从贼到底的汉奸。这也正是因为他既是出卖吉林首先叛国投敌的叛徒，又成为日寇所最信得过的汉奸。
（3）古版今刻的“王孙泣路隅”图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时候，那曾以前清贵胄的政治资本，想要借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刺刀势力，来尝一尝中兴君王滋味的恭亲王溥伟，便仗着他“宗社党”的老牌子而在日本浪人、中华民族叛徒等的架弄下，戴上了从柜顶上找出来的宝石顶和三眼花翎的清朝礼帽，穿上了从箱底下翻出来的过去所谓清代礼服——行装，在腰间更把尘封锈涩的绿鲨鱼皮鞘腰刀挂了起来，还在脚上穿好了除了在舞台上，平日不能轻易看到的乌缎官靴。在装扮停当以后，他便以一个所谓嫡系皇孙的资格，带了一群专门捧臭脚和架秧子的所谓临时仆从，大吹大擂地前往新宾（即清代的“兴京”）清朝远祖坟墓和沈阳的东陵、北陵大祭其祖。
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对多年以来从没有祭扫过的祖坟，忽然间又生出了一种孔家店借以迷惑人的什么慎终追远或是什么孺慕不改的旧礼教的观念来，实际上则是想要拿这种消灭多年的汉家官仪来卜察一下当时一般人心对于帝制的——也可以说是对于他的向背如何而已。就拿他自己对于这次大出政治风头后的感想来看，就自供出这次之所以要来一个所谓人心测验的动机是在哪一边的了。
